中国道路模式花了吗？----唐士其

2010-06-22 13:21 (分类:默认分类)
唐士其

[内容提要] 对中国模式的总结表明了作者高度的理论勇气和文化自觉。但是，还不能认
为中国道路已经模式化。本文通过对《中国模式》一文所列举的“中国模式”各要素的分
析表明，中国模式的建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表层问题是中国因素与西方因素如何结合，深
层的问题则是对西方当代物质主义文化的追求能否与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文化价值与
结构相容。另外本文认为，在结构中国模式的过程中，应该避免事先把中国和西方“模式
化”，然后再“分类拼装”的做法。最好把“模式”理解为一种完成形态，模式的差别并
不意味着其构成因素都彼此不同。普适价值仍然具有存在的空间。
一、《中国模式》的理论贡献
潘维教授的《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①]是一篇极富理论勇气
和挑战性的长文。文章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通过古今中外的比较历史研究，总结中华体
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进行了简单明了、
有逻辑清晰的概括。作者的意图，不仅在于对此模式的理论分析，而且在于证明此模式已
经成型，只需要随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而进行适当的调整。作者相信，该模式的基础
乃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社会结构，它有理由不同于各种不同形式的西方
模式，并且能够创造出与西方同样的物质与文明成果。随着该模式的成型，“中国学派”
已经呼之欲出。由于文章具有文章独具一格的分析方法、圆融的逻辑结构、深入细密的思
考、深厚的理论背景、以及对中国与世界问题的真知灼见，因此无论在相关问题上持何种
观点和立场的学者，都需要严肃地对待文章提出的立场，以及它对人们的知识与信念所带
来的挑战，并且在高水平上做出回应。另外，相信《中国模式》的发表，可以结束中国学
术界对诸如自由、民主等问题在抽象的、口号层面的争论，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带入一个
更深的层次。


《中国模式》一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难能可贵的理论贡献。


首先自然就是对“中国模式”的概括。大概没有多少人会置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个三十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第二个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对于之
所以能够产生这一“中国奇迹”的原因，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中国的发展方向，人们的认识
恐怕就大不相同了。不在少数的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巨大成功，来自于对西方因素的汲
取，即所谓的“与世界的接轨”。在持这种认识的人当中，又有相当部分的人认为，共和
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过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走过的一段弯路。与这种判断相一
致，他们也倾向于相信，中国未来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就是进一步“走向世界”，直白地
说就是全面西方化。[②]持相反立场的人固然亦不在少数，但在“全球化”、“与世界接
轨”、“民主”、“自由”等主导话语的背景之下，他们的声音不仅微弱、而且分散。同
时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国家最需要判明自己的发展方向的时候，更多的人却采取了一种
从根本上说听之任之的态度，这不仅因为他们面对前两种判断无所适从，也因为他们相信
（或者说愿意相信）历史必然会向前发展，必然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无需人们为此伤精费
神。
大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这是关系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重大
问题，需要每一位中国人做出明确的回答，而且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也需要人们在充分
的交流和讨论的基础上达成基本的共识。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便等同于放弃自己的历史
责任。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模式》的出现，打破了中国理论界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的
虚假的沉默。
作者明确提出，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其基础在于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前
三十年的成功是无法抹杀的，这成就来还是三十年后少数人‘一夜暴富’的基础。”[③
]至于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共六十年的成功，其根本基础则在于“中华百年的奋斗史、三
千年的王朝史、五千年的文明史，还特别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
”。[④]作者相信，“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成功地走过了六十年”，应该能够“为人类贡献
一点新鲜知识”，这种“新鲜知识”，就是作者对“中国模式”的总结，而之所以需要这
样的总结，是因为“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⑤]当
然，最重要的，还是最后一个方面。正如作者所强调的：“善于总结概括自己发展经验的
国家才有‘梦想’、有希望、有方向。肯定中国的进步，发现中国进步的‘法宝’，并指
出眼下危机的原因，是笔者总结中国模式的动力。”[⑥]
就是说，总结“中国模式”，是为了明确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是为了获得一种对中国“
本土文明的自觉”、[⑦]对中国自身历史进程的批判性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正是当下中国
知识界普遍缺乏的。有了这种自觉，人们才会明确什么东西需要被坚持，什么东西需要被
拒斥。尤其是在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世人关注的对象，中国的发展已经足以影响整个世
界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就再也不能“顺其自然”，或者天真地相信可以把某种既有的模式
运用于未来的中国。当下，很多人在谈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但必须意识到的
是，没有哪一个真正实现了伟大复兴的民族，对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像今天的中
国一样莫衷一是。这是盛世中的危机。危机当然并不可怕，它可以使人警醒，但关键是我
们必须警醒。
当然，如果历史的进程不需要人们的选择、或者“理性的狡狯”（黑格尔语）操纵了人们
的选择（包括他们的选择与不选择）、又或者世界上真的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适用于
所有“文明”（那么“文明”一词恐怕就只能改称“前文明”，因为当“历史终结”，“
人类大同”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什么“文明”存在）的发展道路，那么对“模式”的探索
与总结就会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我们相信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国家的成败，与一个
人一样，依赖于她在每一个历史关结点的选择。另一方面，历史也没有终结。借用《中国
模式》作者的话，放弃选择、信奉某种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得到的发展“路线图”，
“这种判断不仅浅薄，而且危险”，因为“迄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
。”[⑧]事实上，不仅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严格地说，就没有任何
一个国家成功地复制过另一个国家的模式。就此而言，人们必须严肃地对待《中国模式》
提出的问题与理论上的挑战。必须意识到，“模式”问题，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已经是
一个不容轻描淡写地予以回避的重大问题。
第二，文章提出了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
研究者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它本身就是对问题的回答的一个部分。《中国模式
》提出的原则上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种统一的文明模式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分析框架
表明，一个文明的社会结构决定其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又进而决定了该文明的经济生活
。这种对文明模式的理解和分析框架，为“中国模式”的成立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正
因为文明模式的基础乃是该文明的社会结构，而中华文明本身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独特
的结构形式，因而它才有可能、而且必须具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生活。可
以理解是，在另一种相反的、即“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视角之下，统一的经济基础
将决定任何一个文明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中国模式”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虽然作者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分析框架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但不能因此否认前者独特的认识论价值。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
与过程在任何一种文明模式之下都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它们之间三位一体，而且形成一
种相互循环的作用关系，因此客观上没有可能把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绝对地孤立出来并以
之作为独立变量，以此对其他的两个因素的变化加以说明。但另一方面，从逻辑上说研究
者又有可能从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出发，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通过对某种文明模式的解
析，以突显出该因素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既决定于研究者的视角，也
决定于某个文明模式、或者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社会、政治、经济三者之间特定的作用方
式。
这方面可以举出以下三个方面的例子。一是韦伯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分
析，说明社会文化因素可能成为某种独特的经济形态产生的催化剂。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唯物论虽然能够有力地说明经济基础的变迁对现代西方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影响；但与此
同时，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那样，要解释类似中国这样长期稳定的文明模式（所谓
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云“东方专制主义”），仅仅从经济因素着手就会遇到难以克服
的困难。[⑨]三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发现，即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段、不同的文明模式本身就
需要不同的解释方式。《中国模式》认为，对中华体制来说，其社会－文化结构具有根本
性的意义，它塑形了该模式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模式》之所以提出社会－政
治－经济的分析框架，既因为这种框架更适用于解析中华文明的生态结构，也因为作者明
确意识到其他分析框架存在的逻辑困境。这既决定了作者考察中国模式的基本方法，也体
现了作者对中国模式基本结构和动力机制的根本判断。[⑩]
第三，《中国模式》破除了在中国目前依然普遍存在的对西方的误解与迷信。作者明确表
达了这样一种思想：“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
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11]如果说西方人把那些与西方不同的、被他们视
为“野蛮”与“落后”的文明称为“东方”的话（这就是赛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
那么在中国似乎也存在着一种“东方主义”的镜像，可以称之为“西方主义”，只不过这
种思想把与中国不同的、被视为“文明”与“先进”的东西贴上“西方”的标签。这种“
西方主义”导致的结果，一是不加批判地把西方经验普遍化，也就是说并没有对那些专属
“西方”的、实际上只能是特殊的东西，与可以普遍化的东西进行明确的区分；[12]二是
对“西方”的笼统的、肤浅的、概念化的理解，即《中国模式》反复批判的所谓的“食洋
不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一种现象是前一种现象的原因与基础，正因为缺乏对西方深
入细密的理解，才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把“西方”的经验普遍化。事实上，“西方”内部也
充满了多样性、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英国就既不同于与之具有相同文明基础的美国、也不
同于与之“一衣带水”的法国。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会发现，甚至“西方”这样的概念
原来也不过是一种殊为可疑的建构，更遑论轻易地把人们稍微熟悉的某个“西方”国家的
某种制度或者实践上升为“西方”的经验、进而上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
，“迄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实际上根本就不
存在可以拿来简单复制的所谓“西方模式”这样的东西，即便在某个高度抽象的层面存在
“西方模式”，这种“模式”也仅仅具有借鉴而非“临摹”的价值。
在这个方面，《中国模式》无论是对宏观理论的建构、还是对西方诸多制度和实践的细致
分析，可以说都树立了某种标杆，使人们可以据此参照对比自己对“西方”的认识。比如
文章指出，一些学者倡导私有化的时候总是认为没有私有化就会出现“所有者缺位”，但
“他们的美欧老师从未讲过‘国有’就是‘所有者缺位’。美国资本家们濒临破产，乞求
国家收购；国家持股是他们生存的最后机会。”[13]另外，“海内外都有人指责我国政府
干预经济生活，干预市场‘自然’调节功能。然而，无论在任何地方，经济生活从来都有
政府干预。地球上从未存在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将来也不会有。”[14]从根本上说，
《中国模式》的提出的分析框架本身就是对西方迷信的突破。至于文章对西方社会结构和
利益集团政治的分析、[15]对“多数决”的概念困境、道义困境和逻辑困境的解剖、[16
]以及对西方司法独立的原则的阐释、[17]对于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迷恋的“国家与社会的
两分”这个“陷阱”的揭示[18]等等都将帮助人们对“西方”获得一种更深入细密的认识
。
第四，《中国模式》深入发掘了中华文明的传统观念与制度的正面价值，并且明确捍卫了
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当然，这是作者最根本的意图所在，其具体成果体现为作者对
“中国模式”在经济、政治、社会三个层面上的概括，即所谓“中华体制”的“十二个支
柱”，[19]这里不再重复具体的内容。需要指出的是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中国模式》
本身就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突破了西方当代社会科学因对“科学性”的追求而对
现实的阉割、以及对人类智慧的束缚，也突破了可能导致政治水平不断降低的对制度的迷
信。正如作者所说：“有清晰的概念就会产生悖论，使逻辑折断。”[20]比如在分析中国
条块分割的中央与地方的分工模式时，作者认为“两条脚走路，尊奉‘自然’，顺‘势’
而为，保持‘条’和‘块’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弹性，明显利大于弊。”[21]此类语言，
恐怕有很多年没有出现于中国政治学者的笔下了。然而，“模糊性”乃人类生活的“自然
状态”，因而只有保持原则的“模糊性”，才能追求具体行动中的精确性。因地制宜，实
事求是，这乃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精髓，所谓“不审势则宽严谐误”，其中的道理正在于此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中国模式》对当下盛行于中国的“制度迷信”提出了明确
的批判。“迷信制度主义，夸张制度的作用，夸张‘分权制衡’的完美，照搬西方分权模
式，亦不妥。制度是人造的，人‘心’坏了，再完美的制度也能被绕过去。”[22]说得更
具体一些，既然有人能设计出某种制度规范某些行为，那么自然就有人能够设计出相应的
方法对该制度进行规避，“道高一尺”，则“魔高一丈”。如果忽视人们的道德观念，忽
视执政者审时度势、权量而行的政治智慧，那么很可能会陷入用一种更坏的制度替代一种
并不太坏的制度的恶性循环。
其次，《中国模式》并没停留在抽象地列举中华文明的传统价值上面，而是通过对其“体
制”的分析，使“价值因素”与“制度因素”融为一体。人们由此明白，“国民经济”体
制为的是实现“经世济民”、“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民本主义的政治理念追求的是“
民之所欲，开必从之”的政治理念，而家国一体的“社稷体制”贯彻的乃是“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人伦思想。通过“价值”诠释“制度”，又通过“制度”印证价值，
这种论说方式既使“中华体制”活生生地跃然于纸上，并且使那些惯于从“西方”观念的
角度否定中国传统价值与制度的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同时充分证明“中华拥有颇不
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中国思想模式’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23]
第五，《中国模式》为人们考察和认识中国问题提供了一种相当不同的出发点。从根本上
说，构成当下社会科学基本范式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这种认识图式本身就殊为可疑
，因为它默认所有文明模式都遵循相同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从而把中国等同于传统、
而把西方等同于现代，相信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在这种图式之下，无论如何争辩
，现代化必定就是“西方化”。然而，对西方现代社会[24]诸多问题的反思，却又已经使
不少人（包括西方人）开始认识到，也许西方现代文明，这种以承认、解放乃至刺激人的
动物性欲望为特征的文明，不过是人类可能的生活方式之中的一种，而且是充满危机的一
种，它的出现，既非历史的进步、亦非历史的必然。[25]这就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即中华
文明与西方文明并不对应着历史发展历程上两个不同的阶段，相反，从根本上说，它们体
现的，是人类组织其公共生活的两种相当不同的模式。当然，如果沿着这一思路继续下去
，那么恐怕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作为西方文明演化轨迹一个部分的“现代化”，
对于原本就在与西方并不相同的轨道上演进的中国文明来说，未必然一种自然的结果。换
言之，对中华文明本身来说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现代化”的问题。当然，《中国模式》在
思想上尚未走到这么远。
但《中国模式》的确强调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具有不同的历史轨迹。因此，一方面拿西方
标准衡量中国社会就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会误入歧途。“因为历史轨迹不同，以美欧社会
模式衡量中国社会进步的程度并不恰当。”[26]另一方面，正因为中国与西方不同，所以
中国最近几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功恰恰不在于对西方模式的接受，而在于在实践中对中国传
统的价值与制度的坚守。作者一再强调，“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道路成
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
分’，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27]这是作者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三
个层面对中国成功的经验的总结，当然也是对“中国模式”区别于西方模式的基本特征的
一个高度抽象。[28]
当然，《中国模式》的价值绝不仅限于以上几个方面。实际上，对于像《中国模式》这样
一篇既涉及到对文明模式最高层面的系统的理论抽象、又立足于对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历史
与现实的深入细密的体察、包含了大量真知灼见的宏文来说，上面几点简单的评论甚至有
失肤浅。另外还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模式》处处充满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作者在这
些问题上的观点与立场，对于抵制时下流行的某些错误观念对中国社会的误导，以及某些
短视的政策，以及某些危险的倾向对中国社会的危害敲响了警钟。比如文章振聋发聩地指
出：“倘若雇佣劳动的收入差距被固定化，‘先富后富’的原则被摧毁，大学也‘嫌贫爱
富’，成为固定社会分层的核心机构，致使富者恒富，穷者恒穷，中国社会就会变成‘阶
级社会’。不过，这前景绝非某些学人和当政者的偏好而能成事，端看中国‘百姓’是否
答应，端看历史是否选择人民‘革命’。”[29]这类提醒见于整篇文章的各个部分，值得
国人警醒。
总之，《中国模式》引出的一种对中国与西方进行更深层次的认识和评价的路径具有重要
的启发价值，同时也会刺激相关研究者在更深入、更具体的层面进行中外社会、经济和政
治结构加以比较，或者说，为人们认识相关问题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范式与平台。本文余下
的部分，就是在《中国模式》提供的这种平台的基础之上，对作者尚未深入思考与阐发的
一些问题进行的尝试性讨论，也可以算是对“中国模式”的探讨的一种继续。

二、摇摆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对中华体制进行了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的概括，这一部分首先讨论有
关经济和社会体制方面的问题。
作者把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分别称为“国民经济”和“社稷体制”。根据作者的总
结，国民经济体制的内涵是：（1）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2）国有的金融
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4）
（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商品－资本市场。社稷体制的内涵则包括：（
1）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2）社区和单位，而非分层的市民会社，构成了
中国的社会网络；（3）社会网络与行政网络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成弹性
、开放的“立体网络”；（4）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30]
仔细分析上述对中华体制的概括可以发现，从总体上说，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甚至可以
说更适用于说明传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在经济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土地国有（当
然是在法律意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由国家垄断
（比如盐铁官营、官办学堂），中国的劳动力自秦以后基本上是自由的（因为奴隶制和农
奴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已经被废除），商品经济在中国也早已存在。当然，《中国模式》
的总结也包含若干新的内容，比如说“国有金融企业”、“社区企业”、以及“商品－资
本市场”就是。但可以理解的是，这些新内容的引入并不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的经
济体制，甚至可以说它们乃是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的合理“延伸”
。
然而，这一概括具有如下的缺陷，即它无法解释近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因为如果说两
千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话，那么为什么只有在过去的三十年，中
国才开始出现让“世人几无异议”的“经济奇迹”？[31]这个问题换一个提法，就是：三
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底改了什么？是什么因素的引入使中国经济一下子焕发出了它的生
机与活力？可以事先排除一个可能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即科学技术，因为中国历史上并
不乏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与创造，缺乏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出现的那种科学与技术方面的积
累和再生产、以及在不断扩大的物质财富生产中对科学技术的运用。因此，科学与技术的
经济效益的本身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而不可能是对上述问题的答案。在排除科学技术
的因此之后，通过对比近三十年和之前中国的经济体制，人们就不能不承认，这个“点石
成金”的因素，就是《中国模式》不仅着意回避、而且予以明确批判的一个“是非之物”
，即对私人所有制越来越多的承认与保护，2007年《物权法》的正式通过和实施则是这一
过程的顶点。
中国古代当然对私有财产采取一种有限意义上的承认与保护，因为“民无恒产则无恒心”
。但之所以说这种承认与保护是有限意义上的，或者如《中国模式》的作者所说，中国传
统经济“不以私有制为基础”，[32]是因为“抑制豪强”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项基本
“国策”。从法律上说，国家完全有权力因为政治上的需要罚没任何人的私产而无需进行
丝毫补偿。这一点，可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物质财富——政策
上看得非常清楚：政府可以在土地高度集中的时候实行“均田”的政策，[33]当然更可以
在王朝开始的时候大规模地“平均地权”。虽然《中国模式》刻意将这种制度称为“国家
对土地的控制权”，但从根本上说，这应该是“所有权”而非“控制权”，而掌握在私人
手中的才是“控制权”。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国有制，为国家的经济干预提供了法律上的可
能性，是“中国不反市场，但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中国不支持‘国家主义’，但支
持国家干预市场，支持拥有干预市场的手段”[34]的基础。《中国模式》强调中国的传统
家庭“富不过三代”，[35]但这一特征的存在，除了中国独特的家庭制度（一夫多妻制）
和财产继承制（诸子分产制）之外，国家的行政干预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没有受到严格保护的私有财产以及私有财产的延伸物（各种虚拟财产），就没有现代市场
经济体系，换言之，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使现代市场经济区别于传统的商品货币关系的
恰恰就是受到严格法律保护的私人占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某
种意义上说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两分”。不容否认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体制上对
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以及观念上对个人利益的认可，即“义利之辩”的悬置是一个强大的
动力因素。就此而言，虽然私有化论者的观点本身可能不成立，但大概不能否认“私有化
”仍然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秘密，可能就在
于公有制虽然已经退让，但并未完全交出武装，私有制虽然节节进取，却也没有能够一统
天下，国家与社会这样一种分而未分的“胶着”状态。《中国模式》通过一种曲折的方式
也折射出这一事实：“通过‘租用’公章把计划经济时代创造的财富货币化、市场化，终
究是个遗憾。……”[36]《中国模式》尚未指出的是，私有财产、尤其是私有财产的积累
，在当今中国受到比世界其他许多地区更多的保护，毕竟中国现在还没有开征继承税和完
全意义上的消费税，这就使大量的私人财产游离于国家监控之外，甚至合法或者半合法地
流向海外。这里自然就会产生如下的问题：如果中国采取一种类似历史上的有限的财产所
有制，那么当下的“家族企业”是否还能保有它们现在那样旺盛的发财致富的动力？
当然，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恰恰是在市场经济的“母体”——西方国家，私有私产受
到高额累进税和继承税的限制与调节，但这并没有减弱人们追逐财产的动力。但是，这一
方面是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新教伦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阶级斗争甚至暴力冲突、以
及完备的法律制度等等）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不能取消下面这个关键问题，即以模糊
的财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传统中国经济体制，当然也包括《中国模式》在此基础上概括的现
代中国经济体制是否与西方式的现代市场经济彼此相容？把问题推向极端，那就是：“国
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以及“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与“（以
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商品－资本市场”是否真的能够相安无事？在金融
和大型企业与事业机构国有的情况下，在国家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左右资本与商品市场的
条件下，中国是否真的有可能在十几年后成为“世界自由资本市场的旗手”？[37]如果真
的出现这一前景，“自由资本市场”又该作何理解？既想获得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繁
荣，又想让“市场的道理”服从“‘经世济民’的道理”，[38]鱼与熊掌能够得兼，世上
有这样的好事吗？
《中国模式》明确指出，在资本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只有两条可能的道路：“一条是资
本俘获国家，另一条是国家左右资本”，并且认为“后者是后发国家的新路”，[39]那么
在国家的“左右”之下，资本的“自由”就应该重新界定。或者作者会认为“世界范围的
竞争从未‘自由’，政府始终是后盾”，[40]但如果是这样，那么两条道路的区分也就没
有实质性的意义，但这种区分恰恰是《中国模式》所坚持的。进一步说，无论是“自由派
”，还是《中国模式》的作者，对于中国当下这种国家与社会分而未分，公与私搅缠不清
的状态都是不满意的。区别在于对改变这种状态的出路的判断：第一，前者要求国家与社
会彻底两分，并且以私利界定公益，后者则坚持“家国一体”、“天下为公”；第二，前
者在国家与资本的关系问题上明确坚持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而后者则表现出某些自相矛
盾之处。当然，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对纯而又纯的逻辑的追求是西方思维方式的一种缺陷
，因为它未必能够保证理论的正确性、更难以说明实践的复杂性。但尽管如此，要证明中
国模式的确能够把政府对市场最严格的监控与最自由的商品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同时又能
摆脱当下这种各方都不满意的状态，恐怕还有更多的理论工作要做。
《中国模式》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描述还有三个方面值得商榷。一是关于“自由的劳动力市
场”。作者认为，这种市场具有三个特点：劳动者有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保障劳动力的
低成本、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家庭和社区集体企业。[41]其中第二点，即保障劳动力的低成
本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说的，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说就是低工资和低福利。当然，“中国模式
”不一定追求西方式的物质生活方式，因此低工资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中国的贫富
差距正在扩大，这是作者自己也感到不安的。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劳动力的“低成本”，强
调“我国实行低税率和较少的劳工保障”，[42]其用意就有些令人颇为不解了。
二是作者反复强调中国经济体制“不支持高税率”，[43]但并没有说清楚征税的对象是哪
些人。如果是普通劳动者，那么尚可说是一种惠民政策；如果指的是那些富可敌国、挥金
如土、而且至今还没有消费税与继承税之忧的“资本”的占有者，那么虽然这种政策可能
有利于进一步刺激中国的资本积累和推动经济增长，但这与作者反复强调的中国“国民模
式”的目标，即“损有余、补不足”、“经世济民”、“维护百姓福祉”之间的矛盾却也
显而易见。一方面是低工资低福利，另一方面是低税收，这乃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两大利
器，与“中国模式”的精神实质岂不是南辕北辙？如果政府追求的是这样的政策，又怎能
说这种政府依从的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最终目标是“天下为公”？[44]
三是作者反复强调，“中小型家庭企业成为中国工业经济的主体”、[45]“我国大多数人
民的生活仰仗这些分散的中小型企业”，[46]但是，分散的中小型家庭企业是否与工业化
本身所要求的集中化和规模化的生产相矛盾？中国是否有可能在未来长期维持这种以中小
型企业为主的经济体制、为此又需要一些社会样的社会政治条件？作者自己也认为，“工
业的成功意味着竞争效率，效率意味着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47]那么一个以中小型企
业为主的经济体，其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出来？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政治条件，《中国模式》认为：“国民模式的前提是行政中立。失去
了行政中立就难以保持对平衡的敏感”。[48]直白地讲，就是政府及其官员不能追求有别
于社会利益的集团或者个人私利，这是“国民模式”根本的政治保证，否则其根基就会动
摇。但能否保证这一点，恐怕很多人都为认为至今为止还是一个未定之数，或者说人们还
在探索相应的机制，因此《中国模式》称之为“国民模式致命的软肋”。[49]从《中国模
式》中可以看出，作者非常清楚人们统称为“腐败”的这种破坏“行政中立”的现象在中
国的普遍性与危害性，因而在一个注释中写道：“高级党官的直系亲属经商，无论在‘国
’还是在‘民’的部门，无论是用市场手段或计划手段，都会损伤执政集团对‘国’与‘
民’平衡的敏感，损伤政府的中立信誉。因此，1989年，中国共产党曾经做过一个重要决
议，禁止重要党官的直系亲属拥有企业或在企业中任职高管。然而，这个决议未能执行下
去，成为今日‘民心’不稳，百姓不放心、不服气的主要原因。百姓们没有证据，只有怀
疑，所以合理地要求人大制定法律，迫使高级党官公布‘家庭’财产状况。‘民心’难逆
，旁观者可拭目以待。”[50]在另一个地方，作者甚至还以相当激愤的笔调抨击了这种以
公共权力“寻租”的现象在道义上的不正当性：“再能干，再聪明的人，一夜是不可能创
造出很多物质财富的。一夜暴富，多是因为‘租用’了政府公章。公章本身并不包含财富
，但公章的红色印泥里凝聚着前三十年里亿万劳动者创造的，未能货币化的财富。‘红旗
渠’不值钱，维护水渠还积累‘严重亏损’。但廉价或无偿转让给私人去卖水，红旗渠却
让企业家一夜暴富。”[51]
众所周知，公共权力的腐化和蜕变，一直是中国政治体制中一个未能得到充分解决的根本
问题。尽管在任何时候“以公权谋私利”都“没有‘正当性’”，但恰恰是这种没有正当
性的现象在任何时候都是中国社会机体上一个无法割除的毒瘤。在传统中国，几乎每一个
王朝都葬送在不断地恶性膨胀、最后以任何制度和道德手段都无法抵制的私利手里；而在
当下，可以说这个问题比以往更尖锐、更具复杂性，因为毕竟传统社会有“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的正统规范，而现在这种义利之辩已经从原则上被抛弃，“世人熙熙，皆为
利来，世人攘攘，皆为利往”，在这种情况下又应该依靠什么样的方法要求统治集团“出
淤泥而不染”？[52]然而再次让人不解的是，作者把这个他同样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给挂
起来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模式，否则就没有兴衰循环了。”[53]言下之意是：这个问
题恐怕没有办法根本解决，但治乱兴衰，乃恒古不变的规律，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追求完美
，求全责备，“中国模式”的正当性与优越性也不会因之而受到影响。[54]这种逻辑让人
想起海德格尔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评论：为了保证运动规律的不变性而使一切具有相对
性。[55]
相对来说，《中国模式》对中国社会体制的分析是最具传统特征的，这当然容易理解，因
为在作者的理论框架中，这是中华体制的根基所在。如果我们把现代语汇替换成传统概念
的话，那么这一体制基本特征就是以家庭为核心，家族（宗族）以及以此为中心的自然村
落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网络，家族或者宗族网络与行政网络重合，特别是在乡村一级，最
后，家国一体、修齐治平乃是同时渗透到社会和政治系统中的共同的基本原则。其中，家
庭的中心地位区别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家庭或者家族体系区别于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
的市民社会（作者称之为“市民会社”）、家国一体区别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隔与对立
、家庭伦理则区别于官僚主义和工具合理性（按照韦伯对现代社会的分析）。
以上特征的确把中国传统的社会模式与西方现代社会明确区分开来。但是，从当前的实际
情况来看，中国社会又的确正在走向“现代化”：家庭的规模不断减小，传统意义上的家
庭与宗族在规模不断扩大、数目不断增加的城市中已经不复存在，家庭和“单位”越来越
少地承担基本社会单元和社会服务的角色，社区的社会纽带作用越来越弱，同时现代商品
经济必然伴随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与多元化的价值选择也越来越使家庭和社区难以满足
个人利益与身份认同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世界远远超出了家庭与社区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不断原子化与分散化的个人在与他人和国家的利益抗衡中似乎正越来越多
的求助于所谓的“市民会社”，或者用迪尔凯姆的话来说，“有机的”社会团结正在取代
“机械的”社会团结，传统的社会联系纽带的力量日益减弱，作为其结果，个人主义与个
人权利原则正替代家庭伦理观念成为社会政治组织的核心原则。
一句话，当前的中国社会与传统的中国社会模式正渐行渐远。但情况如果的确如此，即如
果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正在被瓦解、正在被“现代社会的结构和意识”所
替代的话，那么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也就会失去根基。比如《中国模式》
认为，“‘亦官亦民’的社会和单位领袖，即中华社区自治传统里的‘乡绅’”在中国社
会的治理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是“实现官民一体的粘合剂”，[56]因此，“食洋不化
，以‘国法’为名鄙视‘乡绅’，削弱他们的地位，拆毁基层党团组织，作为‘大家长’
的政府就成了空中楼阁。”[57]这个结论，放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模式中来看固然没有任何
问题。但另一方面，作者又指出：“现代化导致行政专业化，行政专业化导致官僚化”。
[58]问题就在于，如果后一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乡绅”的地位之被削弱，甚至于他们
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之被消灭，就不是任何人意欲为之的事情，而是“现代化”的要
求必然导致的结果。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现代的基础组织，包括党组织已经与传
统的乡绅有明显的差别，即它们已经高度组织化，是现代行政机构或者官僚机构的一部分
，其成员并非简单地“曾经为官或兼官府微末散职”，[59]而是一个庞大的行政－官僚机
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于是，作者所说的“以‘国法’为名鄙视‘乡绅’”这样一件
事情，在当代的中国的具体情境中就成为一件颇为难以定性的事情：到底是打击了亦官亦
民、同时又非官非民的传统“乡绅”，还是破除了已经成型、并且高高在上、欺压百姓的
官僚机器神经末梢？使问题更为复杂化的是，对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作答，客观上都会面临
逻辑上进一步的困难，但这里不再引伸。
《中国模式》的作者应该是承认并且赞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近代以来，随着小
农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我国孜孜不倦地吸收西来的现代社会组织，调整传统社会组织，
逐渐形成了当代的‘社稷体制’。”[60]也就是说，“社稷体制”是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
因素结合的产物。因此，在逻辑上就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社会的上述变化视为一种能够予以
矫正的、对传统社会模式的背离。但问题是：现代化或者说现代性是一个整全的结构还是
可以被分解与组合？应该把韦伯指出的社会组织方面的官僚化、市场化和法治化、价值领
域的分化即“诸神的争斗”、以及思维方式方面“工具理性”的支配地位视为现代性中几
个相互联系并且互为因果的侧面，还是可以抽取其中的某些因素视之为现代性的象征？既
然“中华文明传统的延续性是中国模式的主干”，[61]那么中华文明传统与“现代性”的
相容性问题就必须予以论证。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模式》就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而
不能找到稳固的立足点。
与经济模式类似，这里恐怕同样存在着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现代
商品经济置入中国模式之中，那么这种经济体系必然要求的高度的社会分工与合作必然使
家庭越来越难以满足个人与社会的需要，个人因而必然“走出”家庭而进入“会社”，其
结果，家庭伦理必然让位于个人主义与个人权利原则。反过来，如果人们希望保留传统的
中国社会模式与价值观念，那么就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拒绝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拒
绝以此作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正如《中国模式》所说：“社会分工固定化就导致社
会分层，导致集团型的社会组织，导致发达的社会组织文化。而农耕家庭并不必然要求固
定的分工，社会呈‘一盘散沙’的自由状态。”[62]那么当中国不再由农耕家庭构成其社
会主体的时候，是否会出现“固定的社会分工”，是否会出现社会分层，是否会出现集团
型的社会组织？“中国模式”是否会因此而遭到瓦解？一句话，到底是经济决定政治、还
是政治决定经济？《中国模式》明确宣称的“政治模式决定经济模式”的逻辑是否被作者
本人始终一贯地贯彻到对“中国模式”的全部分析之中了？这就进一步触及到一个《中国
模式》并没有清晰回答的问题：我们希望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中国模式”是否适应“现代社会”

新中国六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确可算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值得每一位炎黄子
孙为之骄傲与自豪，但不能说因此我们就不需要深入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相反
，在今天，这个问题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具紧迫性和挑战性。包括《中国模式》
的作者在内的有识之士已经明确意识到，中国的未来不必、也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经济、政
治和社会模式。但是，对这一论断的理据、以及中国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则是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远未达成共识。
现代西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模式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对人的物质欲望的承认、解放、
甚至是刺激的基础之上的。它具体体现在两个基本的方面，即个人主义（个人权利本位）
与对人的动物性欲望的承认，两者“同出而异名”。就是说，所谓对人的物质欲望的认可
，就是对个人的欲望的认可，而满足这种欲望的根本途径，则是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反
过来，不断得到解放和刺激的个人欲望为财富的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因此，欲望与增长
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和社会体制的两条脚，它们相互促进、彼此相依。失去了欲望，就没有
经济增长。没有增长，自然也就无法进一步刺激人的欲望。因此，正如现代消费主义的批
评者们所指出的，西方现代的生产已经不再基于人的自然需求，而是依赖生产厂商为获得
不断增加的利润而人为刺激出来的消费欲望。当然两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持续不断
的财富增长，那么被不断刺激出来的欲望就会因其得不到满足而转变为破坏性的社会力量
。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不增长就死亡”。[63]
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在西方现代社会中还发挥着另一项重要作用，即它在相当程度上替代
了道德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因为据认为，丰裕的财富使人们不再有限制自己的物欲的必
要，也使社会不再有通过道德原则调节个人欲望的必要。这就是所谓“把馅饼做得再大”
的逻辑。就此而言，即使不考虑马克思曾经批判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导致的剥削与异化等
问题，从根本上说，这种经济体制也具有反道德的特性。正因此，所以针对韦伯关于新教
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的理论，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进行过如下的批
评：不是新教伦理，而是堕落了的新教伦理才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64]
由物质欲望推动的个人走出了家庭与村落，根据自己的利益与其他人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
联系，以“有机”的社会团结替代了“机械的”社会团结，由此导致了西方近现代“市民
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在“市民社会”中，政治制度的建构与政治生活的运转主要也不再
依赖公众的道德品性，而是基于被承认与解放的个人利益的牵制与平衡，这就是所谓的“
商业共和主义”的基本思路。据此，要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并不事先需要一个
天使的民族（如古典共和主义所要求的那样），相反，“建立国家这个问题不管听起来多
么艰难，却是连一个魔鬼民族也能解决的（只要他们有此智慧）”。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智
慧呢？——“一群有理性的生物为了保存自己而在一起要求普遍的法律，但是他们每一个
人又秘密地倾向于使自己免除这些约束：他们应该是这样地安排并建立他们的体制，以至
于尽管他们自己私下的心愿是彼此极其相反的，却又如此之彼此互相防止了这一点，从而
在他们的公开行为中其结果又恰好正象他们并没有任何这类恶劣的心愿一样。”[65]更具
体地说，“大自然的机制就通过彼此在外部自然而然是互相对抗着的自私倾向，可以被理
性用来作为它自身的目的……扫清道路的工具。”[66]与康德遮遮掩掩言辞相比，还是英
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孟德维尔一语道破天机——“个体的恶”导致“公共的善”。
[67]由此，从柏拉图开始西方政治哲学中一直苦苦追求的正义社会的道德（virtue）基础
的问题终于被消弭于无形。这种“商业共和主义”在美国宪法中第一次得到了充分体现，
这就是制约与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的原则。[68]这样，基于被解放的个人物质
欲望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于个人利益追求而形成的社会联系纽带、以及基于
个人利益平衡基础之上的“制约与平衡”的政治体制，形成了西方经济、社会与政治三位
一体的结构。
《中国模式》在对中华体制的分析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立场，那就是这一体制的经
济、政治和社会模式是彼此支撑、相互融贯、联为一体的，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的
逻辑。[69]那么，在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认识的时候，似乎没有理由不采取同样的立场。
然而，《中国模式》却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作者认为有可能运用中国传统的制度手段追
求西方现代的经济成果，即有可能把西方的现代经济要素从其社会－政治环境中剥离出来
，并且认为“经济成就是中国成功最明显的体现”，那么自然也是“中国模式”的成功“
最明显的体现”。[70]然而这种剥离是可能的吗？
上文已经指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其根本的刺激因素乃是对私人所有制的认可
与保护。当然，这是一个制度层面的问题，还原到观念层面，那就是对个人利益的认可。
当下的人们对个人利益的正当化自然早已不以为异，然而，在中国传统文明的整体结构中
，“公私之辩”、“义利之辩”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根本地位，这一点，大概《中国
模式》的作者也不会否认。[71]
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是“礼”。礼既体现为一种社会秩序，也体现为人的精神状态、道德
状态。作为一种道德规范的“礼”使君子有别于小人，而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礼”保证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道德与社会秩序之间圆融一贯
，个人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的等级状态形互成镜像。这种道德秩序与社会秩序要求约束人的
动物性欲望，要求“发乎情，止乎礼”，甚至要求“存天理，灭人欲”。这并非出于先人
矫揉造作，而是因为一种礼治的社会秩序与对物质欲望的普遍追求彼此难以相容。因此可
以认为，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求并非“中国模式”在历史上未能发挥的潜能，而是这种模
式的存在必须予以控制和约束的对象。由此便可以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中国文明与
西方文明大规模正面接触，中国几经周折而仍不能与西方抗衡之后，国人惊呼中国面临着
“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用意所在了，那就是中华体制的核心价值，即所谓的国“体”
将不得不面临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认为，这种变化的最终实现，是在最近的三十年完成的
。如果这个判断正确的话，那么自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成就的取得，到底是“
中国模式”发挥作用的结果，还是对传统的“中国模式”加以变更的结果？《中国模式》
倾向于认为，当今中国出现种种弊端，多半是因为背离了中国模式；[72]但有没有可能，
过去三十年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取得，同样也是因为背离了中国模式？
这个问题恐怕很难像《中国模式》一样做出断然的回答。我们先把它放下，对《中国模式
》进行一点文本上的分析。作者在文章中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在‘现代化’的大众知
识框架里，经济进步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标志”。[73]那么在“非大众”的“知识框架里”
，比如说在作者本人的“知识框架里”，人类进步的主要标志又是什么？对这个问题，作
者并没有明确回答。从《中国模式》把经济成就视为中国成功最明显的体现来看，[74]作
者应当认同这种“大众”观念。然而在两页之后，作者又做出了以下这么一个判断：“我
们明智的祖先们并不把‘经济发展’当作成功的主要标志”。[75]这似乎意味着上述“大
众”的知识框架并不“明智”，同时似乎也意味着作者本人并不认同这种不明智的“知识
框架”。既然这一“标志”并不明智，那么又为何视之为“中国成功最明显的体现”？
《中国模式》的作者并不像“商业共和主义者”那样，对制度的作用有如此乐观的估计。
相反，作者多次对“制度迷信”进行批判。[76]文章明确指出：“在当代，政治观念很容
易被流行媒体建构和解构。出色的政府权力行使结果往往不敌强势的政治观念，导致政体
改变。”[77]需要注意的是，改变观念从而改变政体的，同样也是观念，不过是“强势的
政治观念”。因此，观念的作用不可低估。作者进一步指出政权兴衰的“三段论规律”：
“第一，获得暴力和税收的垄断权是获得政权的主要标志。第二，有了出色的人格和思想
，没有政权也能获得政权。第三，获得政权之后，对暴力和税收的垄断会腐蚀人格和思想
，使之退化，以致早晚会失去政权。”[78]因此作者认为，“理论能左右现实，塑造现实
。……意识形态是政治的指南和政治体制的生命，所以现实中才有拼死的理论之争。”[
79]可以看出，在这里，观念乃是获得政权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而对暴力与税收的垄断，
只是获得政权的标志与维持政权的物质保障，或者说得到政权的“红利”。上述观点表明
，作者的确持有一种与“大众知识框架”不同的立场，那就是：并非对物质财富的追求，
而是思想观念，才是决定国家兴衰存亡的根本因素。至于这是一个事实判断还是一个价值
判断，在这里并不重要。或许，作者关于物质财富的那些论断只是面向普通民众的“显白
教义”，而关于思想观念的理论，才是他向少数人传递的“隐微之教”。[80]
无论如何，在“中国模式”中，与西方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类似，观念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这一点大概是确然无疑的。特别是为了维持这种模式下政治的清明，官员们的思想意识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保障作用。正如作者所总结的：“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指导核心执
政集团，核心执政集团领导绩优选拔制，绩优选拔制支撑特殊的分工制衡制度。抛弃了民
本观，后面的三个支柱就会相继垮掉。”[81]这一点倒也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相吻合，
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只对当政者有明确的道德要求，至于普通人则在相
当程度上可以顺其自然，此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问题是在当下，几乎很少
有政治精英像古代中国学而优则仕的官员那样被儒家伦理思想渗透到每一个毛孔，同时所
有人又都暴露在古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物质主义大潮的冲刷之下。面对这种现实如何才能
使“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得到当政者的坚守，《中国模式》的作者似乎并没有提出比古
典共和主义者更多的方案，只是说“执政集团的‘生命力’在于不断通过党的建设维护民
本主义信念，维护‘先锋队’的性质。”“‘党建’的不二法门是走‘群众路线’”；另
外就是严惩腐败，“对本党腐败干部采取纪律上的霹雳手段，方显出共产党对中华百姓的
菩萨心肠。”[82]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无论走群众路线，还是严惩腐败干部，这些行为都
需要一个主体，而这个主体在“中国模式”中的超然地位又使他们仅仅受到“民本民主主
义理念”的约束。那么这观念的约束力有多强？《中国模式》认为，在中国“为人民服务
”的“观念深入人心，以公权谋私利没有‘正当性’”。可能的确如此，但如果说“‘得
民心’，要‘造福一方’的观念，类似宗教规范，制约着每个官员的行为”，[83]那么恐
怕就有失夸张了。看起来，这种体制需要某种类似卢梭提出的“公民宗教”的东西。
至此是否可以认为，在西方现代物质文化与“中国模式”的兼容性问题上，《中国模式》
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当然，对这个问题，也许任何人都不可能给出确定的答案。视富贵
如粪土、宁愿追求精神生活的丰满与独立，这可能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选择。要说服所有
人“存天理灭人欲”，连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都没有这种奢望。但是，有另外一个现实的
因素却使中国人大概不可能普遍地实现西方式的物质生活，那就是中国所面临的资源与环
境约束。有一个简单的对比：中国有13亿人，美国有3亿人，两国的国土面积类似，这就
决定了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如美国人一样拥有一所带草坪的小屋，或者像美国人一样平
均每两个人拥有一辆汽车。有中国学者指出：“仅以基础性能源石油消费为例，中国如果
选择美国式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将拥有10. 31亿辆汽车，其中轿车7. 62亿辆，其汽
油消耗量将是现在全世界汽油总消耗量的1. 49倍，这显然是不可行的。”[84]西方也有
学者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再维持两个十年（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那么到203
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将会达到目前美国的水平；而如果将这种收入转换为美国式的消费
，中国人将会拥有超过今天世界总量的小汽车，这些小汽车需要超过今天生产总量的石油
，同时还需要把今天种植着水稻的耕地修建成为公路。[85]这样的未来实在难以想象。《
中国模式》正确地指出：“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政治、经济机器。这个基础
，中国不曾拥有，也不应该拥有。”[86]那么，在资源有限、物质守恒的条件下，在没有
、也不应该有西方基础的情况下，恐怕可以断定，中国没有可能创造出与西方相同、甚至
超过西方的人均物质财富。反过来，如果中国把在物质财富方面赶超西方作为自己的目标
，那么不仅会压垮自己的资源与环境，而且会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不应该抱有太多的侥幸心理。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
弃自近代以来一直追求的、而且几近现实的目标，即在物质生产领域与西方列强一较高下
。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中化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模式”才有可能成
为一种可供我们在未来发展中认真考虑的选择（当然需要经过若干修正），同时只有抛弃
物质主义的内涵，“中国模式”才会在逻辑上圆融一贯，才会展示出它真正的魅力与吸引
力。规律往往在任何人想象不到的地方发挥作用，但依照的却是与《中国模式》不同的逻
辑，因为中国将不再把“物质文明”方面与西方的比较作为“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标志
。就此而言，对“中国模式”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四、“中国模式”的政治
《中国模式》对被称为“民本政治”的中国的政治模式概括如下：（1）现代民本主义的
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
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不可否认，这一总结的确抓住了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
基本特点，又巧妙地融合了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核心要素，既主张民主、又强调监督，应
当能够满足各方的政治要求。但是，要真正理解作者的用意所在，不仅需要了解作者主张
什么，还需要了解其反对的是什么。
以上概括的基础，是《中国模式》对一般而言的政治制度的内容进行的四个层面的划分，
[87]以及事实上进而对每一个层面进行的相互对立的两分。因此，作者在总结中华体制的
政治模式的同时，也就潜在地对西方的政治体制进行了相应的抽象，并且把“中式”与“
西式”的政治制度分别摆放到两两对立的位置上。具体说，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与体现为
“多数决”的西式民主相对，根据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与竞争性选举制度相对，先进
、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与竞争性的多党制相对，而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则与建立在权
力分立基础上的制约与平衡机制相对。大致来说，对政治制度四个层面的划分不会引起太
大的争议，但以中西为界对每个层面所作的“两分”，就颇有讨论的余地了。
相对于以现代商品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和以“会社”为核心的社会体制，西方的政治制
度有更久远的历史传统、更复杂多面的结构、也有更曲折周全的理论思考，因此很难归结
为几条简单的公式。
在民主问题上，早在古希腊时期，思想家如修昔底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便已经意
识到，出现在雅典的多数民主制具有严重的缺陷，因为它绑架了政治家的智慧，使其曲从
于民众眼前的、局部的利益、甚至一时的情绪。这样一种毫无节制的民主，恰恰是雅典由
盛而衰的根本原因。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并没有走向民主制的反面，即简单地支持纯粹的
少数统治——无论是什么意义上的少数（财富、地位－血统乃至智识）。古典政治思想家
的这一基本立场在西方一脉相承，直至近代。因此，虽然《中国模式》引用卢梭的话，认
为“最好的而又最自然的秩序，便是让最明智的人来治理群众，只要能确定他们治理群众
真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但卢梭接下来也承认，在这种情况下，“
共同体的利益在这里也就开始更少按照公意的命令来指导公共的力量了；而同时，另一种
不可避免的倾向又会从法律夺走一部分执行的力量。”[88]也就是说，卢梭同时意识到，
这种“最明智的人”指导群众的政体的缺陷，是他们有可能偏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公意
），同时增加法律执行上的困难（这里不去讨论卢梭独特的用词和思想方式）。中文译者
何兆武先生在这里还增加了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注释（出自卢梭本人的一篇文章）：在那
种由少数的智慧之人统治的国家，“由于当一个好议员的缘故，人们终于变成了坏公民。
正是这一点就使得贵族制成为最坏的一种主权。”[89]
所以，相对于雅典的民主制，西方古典政治思想家更倾向于斯巴达的政体（这同样也是卢
梭的观点[90]），即一种结合了民主制与贵族制（寡头制）的“混合政体”。[91]亚里士
多德曾经通过证明真正的正义必须平衡人与人之间“数量”的平等（按人头分配资源与权
力，即民主制的原则）和“比值”的平等（按贡献或者功绩分配资源与权力，即贵族制的
原则）来说明混合政体的基础。从此之后，混合政体的理论，一直是西方政制体制问题上
的主流理论。用施特劳斯的说法，这是一种使“同意的要求”（民主）与智慧的要求（少
数智慧之人对大众的指导）相平衡的政体，它要求政治家尽可能地“说服”民众接受他们
的统治[92]（当然，完全依靠“说服”就不是政治，政治总是有暴力和强制相伴随，但应
该把暴力减少到最低限度）。在现代，美国宪法原则是这种混合政体思想最典型的体现。
严格来说，现代西方国家没有一个是纯粹的民主政体，民主的要求在通常情况下总是受到
其他方面的要求（比如政治家的智慧、地域平衡的需要、经验与传统等等）的牵制。[93
]因此，需要区分西方人自己炮制的民主神话与西方民主的事实，既要消除“民主迷信”
，[94]也无需抱有“民主恐惧”。
美国立国者之一的麦迪逊曾经对政治中平衡智慧的要求与同意的要求的必要性进行过异常
清晰的说明：“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
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必
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让政府管理自身。”[95]因此，“只有公众的理
智应该控制和管理政府，情感应该由政府控制和调节。”[96]因此，虽然真理并不一定总
是掌握在大多数人的手里，而民众也的确需要得到政治领袖的引领和指导，或者如《中国
模式》的作者所说，“政府是极少数人管理全体人民的机构”，“政府恒定无法让所有人
满意”，[97]但是，不能因为政府是少数人管理多数人的机构就回避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监
督，也不能因为政府永远无法让所有人满意就置民意于不顾。[98]
《中国模式》刻意对“民意”与“民心”进了区分，认为前者代表的是人民“局部和眼下
”的利益，后者的“向背才是当代所有政府生存的根本”。[99]但需要注意的是，恰恰是
首先做出类似区分的卢梭（卢梭称之为“众意”和“公意”），成为现代最彻底的直接民
主制的支持者。因为在卢梭看来，两者的区别并不导致政府可以、或者应该置“众意”于
不顾的结论；为消除“众意”与“公意”之间的差异，最根本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制度上的
设计使两者趋于一致。“公意”并不存在于“众意”之外的某个地方，[100]而加上一系
列限定的民主制（贤明的立法者、公民宗教、以及其他一些约束民主的程序，比如禁止党
派活动和公开投票等等），则是使政府发现真正的“公意”的唯一的方式。[101]总而言
之，民主至少具有以下的正当性基础：它是使“公意”得以表达的唯一渠道，它要求当政
者明确他们有义务说服尽可能多的民众接受他们的领导；它也是唯一的一种制度形式，可
以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公正地检验统治者对“公意”（民心）的理解是否与民众自己的
理解相一致；[102]最后，它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使当政者真正受到制约与监督的机制
。
在政治体系中，民主原则既可用于决策，亦可用于选举。《中国模式》在不满意决策的民
主原则的同时，对选举方面的民主原则也表示怀疑，因而更倾向于“绩优选拔”制。当然
，这是《中国模式》对“民心”与“民意”的区分合乎逻辑的结果。作者表示：“就功能
而言，‘绩优选拔’是能‘得民心’的政府产生机制，促使官员既敏感于民意，又承担平
衡眼前与长远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发展与秩序利益的责任。绩优制不仅是个古老体制
，就选官评估标准而言，较之擅长‘得民意’的竞争型选举制有更广阔的与时俱进的弹性
空间。”[103]但是，这种“绩优选拔”制度也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与竞争性选举中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体察的“民意”相比，政府是否“得民心”要更难于判断得多。《中国
模式》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怎样判断所谓‘人民利益’，由谁来判断？”作者通过
对“政客”与“政治家”的区分，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囿于狭隘的社会利益集团视
角，困于‘选民集团’的概念，‘选票’竞争就成为唯一答案。然而人们称缺少原则，只
在意一时一地如流水般‘民意’的领袖为‘政客’；称能判断和维护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
的领袖为‘政治家’。”[104]也就是说，所谓“人民利益”，不应该由人民自己，而应
该由“政治家”来加以判断。选举制选出的只是“政客”，而绩优选拔制选出的才是“政
治家”。
这个区分显然是永久成立的，而且早在希腊人对古典民主制的批判中就已经出现。希腊人
也认为，与“群氓”相比，明智的少数更能判断共同体的利益所在，所以柏拉图的一篇重
要的政治对话就命名为《政治家篇》。那么为何如上所述，无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
仍然倾向于认为混合政体才是现实中可能的最佳政体呢？因为从智慧的角度来说，一方面
民众的真正利益需要由“政治家”来判断，另一方面民众缺乏相应的能力与眼光这一事实
，使得“政治家”是否是真正的“政治家”也只能由“政治家”自己来判断，但这双重的
判断（即对他人的判断与对自己的判断）都缺乏可靠的保证。[105]即便真正的政治家能
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但也不排除掌握权力的假政治家即“政客”宣称自己代表了“民心”
、即所谓“强奸民意”的可能，古希腊人称这种人为“僭主”。如果上述可能性只出于人
们臆想而不是现实中时刻存在的危险，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的“群众路线”也就成为毫
无必要的摆设。在此情况下，如果民众甚至没有某种迫使当政者说服而非强制他们的武器
（更不用说使后者接受他们的意志），那么由于当政者手中拥有全部的暴力工具，因此他
们总是会倾向于使用那种对他们来说更为简单直接方式使民众接受他们的统治，甚至把国
家公器作为追逐个人私利的便利手段。对此，《中国模式》其实也具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考评机制难在拒绝结党营私的裙带关系，难在与时俱进地调整评估系统，保持绩效评估
的精确。”而且，“绩优制有赖统一政治集团的支撑。政治方向不稳定，对人民福祉的认
识就不稳定，绩优标准更无从稳定，绩优制度也无从稳定。”[106]
可以说，《中国模式》清楚“绩优制”的所有困难，但仍然倾向于让一个“统一政治集团
”作为克服这些困难的枢纽，这个能够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点。[107]作者认为，这一集
团的统一性来自中华社会的特性，即“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华社会自由分散，不分化成固
定的阶级或层级化的大型利益集团。”“因此，中华社会无以支撑类似西方若干社会集团
共存导致的政治力量均衡，统一的政治集团是中华政体核心的常态。”“在中国，要么是
一堆觊觎大位的宵小拼命‘卡位’，逐鹿混战，要么是新的先进执政集团平定天下，取代
旧的腐朽的执政集团。”[108]从中国历史来看，实际情况的确大抵如此，但有一个问题
是必须澄清的，那就是中华社会“统一政治集团”的产生是由这个社会的基本特性所决定
，还是这个社会的稳定要求“统一的政治集团”的产生？前者意味着某种必然性、某种因
果关系；后者则意味着某种偶然性，从而其出现需要其他必不可少的因素的补充。《中国
模式》应该是倾向于后一种可能，因为作者认为“如同皇家领导的传统儒门执政集团，现
代中国的执政集团也会退化腐朽”，因为“为社会整体利益服务的中立政治，最大的问题
是以公权谋自家私利”，而“一旦核心执政集团丧失理念，道德堕落，纪律松弛，‘先进
、无私、团结’这三大特征就消失了，执政集团就必然陷于懒惰无能，贪污腐败，从以民
为本的集团退化为鱼肉百姓的集团，分裂成相互竞争权利的私利集团。”[109]
那么如何尽可能延缓这种情形的出现（按照《中国模式》的观点，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其兴
衰的“三段论”规律，所以要避免这种情形是不可能的[110]）？作者提出：“执政集团
的‘生命力’在于不断通过党建维护民本主义信念”，而“‘党建’的不二法门是走‘群
众路线’，让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来监督执政官，防微杜渐。”作者甚至强调：“群众监
督不是‘群众运动’。借口害怕‘运动’而拒绝群众监督，早晚会酿成推翻执政集团的群
众运动。”[111]作者又说：“因为不分权，制衡最高层腐败的确是自古以来的大问题。
在因特网时代，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容易多了，也比制衡向利益集团非法输送利益的腐败
容易。”[112]为何如此？因为在互联网时代，民众终于获得了一种无需得到官方认可的
、而官方也无法完全予以垄断的表达他们自己的意志与愿望的渠道。权力单方面的集中和
垄断终于被打破了。
至此只剩下一个问题，即如果“群众”恒定地、无可改变地被执政集团所领导，那么他们
如何能够监督他们的领导者？如果他们的“监督”并不能使那些被他们认为正在“鱼肉百
姓”的官员失去其领导者的地位与权力，那么他们的监督又如何能够得到保障、又有什么
样的实际意义？难道他们所拥有的唯一能够使执政集团就范的手段就是推翻这个执政集团
的“群众运动”？为什么不考虑能够迫使统治者“就范”的另一项武器即选举制？
当然，与“多数决”一样，选举制也存在严重的弊端。正如《中国模式》正确地指出的那
样，竞争性选举可能导致公共权力的追逐者无原则地迎合公众的愿望，使之被“民意”绑
架，从而牺牲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发展的利益，当然。它也可能使公共权力蜕变为追逐
特殊利益（个人私利、党派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工具。这的确是当今西式民主制的一个重
大缺陷，但也不是说这种制度并未采取某些相对措施以尽可能克服这一缺陷，比如严格限
定由选举产生的官员的数量、以及《中国模式》提及的各种监督与制衡的制度等。实际上
，西方国家的公务员中，通过“功过考评”产生的部分（即所谓的事务类公务员）要占绝
大多数。因此，正如现代代议民主制作为一种复杂的政治体制不能被简单等同于“多数决
”一样，它同样也不能被等同于“选举制”。反过来说，无论“多数决”还是选举制都只
是现实的民主政体的两个构成部分——虽然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此而言，没有选举，就
没有民主可言——《中国模式》并不拒绝民主，只不过称之为“民本主义的民主”：[11
3]“由人民代表组成政府，称为‘民主’”。[114]
选举制本身是一种政治权力交接的方式，但它通过权力的交替，提供了一种迫使统治者接
受被统治者评判的形式，即《中国模式》的作者所说的向公众负责（accountability）的
渠道。《中国模式》指出：“西方近代以来的官民关系理念以‘权利’为核心，但中国官
民关系理念以‘责任’为核心”，[115]更确切地说，是西方理念以公民的权利为核心，
而中国的理念以官员的责任为核心。但需要注意的是，前者在强调公民权利的同时并没有
忽略官员的责任，而且以公民的权利作为保障官员负责任的根本手段。[116]相反，中国
在强调官员责任的时候，可能过分强调了“责任意识”的作用，而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
被负责任”的一方即民众的感受。固然，统治者必定是要向被统治者负责的，所谓“天听
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只不过形式有所不同。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的确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但它用来使统治者向民众负责的方式，即通过暴力实现的王朝交替是一种代价过
于沉重的方式。为了每一次这样的交替，社会都要付出双倍的成本：交替之前往往是饥民
遍野、匪盗横生、苛政猛于虎；交替之时则更是兵荒马乱、生灵涂炭。就是在所谓的太平
盛世，也会上有数不清的宫廷阴谋、骨肉相残，至于牵连于其中而身首异处、家破人亡者
又何止千万；下有“不平则鸣”的武装暴动，虽然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的传奇故事，但身临
其境者的苦痛则难以为外人道，想一想被逼上梁山的每一位英雄好汉的经历就能够明白这
一点。就此而言，中国的民本思想更偏重于理念，而与之相比，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以选
举制作为制度体现的民主制的优点自不待言。正如《中国模式》所言：“理念当然不是现
实，不能混同于现实”，[117]但不可否认，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过分乐观的判断，却
的确有一些把理念现实化的倾向。[118]
其实，中华民族原本就有禅让的传统。禅让既有多数决的一面，也有选举的一面，而且这
种民主制的出现要远早于古希腊，这说明中华体制未必天生就排斥多数决与选举制。当然
，选举的形式、范围和间隔都可以有所不同，也就是说，选举并不一定就是“海选”、也
不一定是西式的“政治营销”。但是，选或不选，却具有根本性的区别。另外，选举自然
不可能排除竞争，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但竞争是否必然带来多党竞争，这更多地却是一
个实践的而非理论的问题。古代希腊的民主制并没有政党制度与之相伴随；而美国立国之
初，竞争性的政党也不被立宪者们认为是他们设计的政治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作为工业
社会一种政治动员手段的选举型政党，在后工业时代，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和普及，其地
位已经明显下降。这就意味着，一个“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的存在，从理论上
说未必与民主和选举制不相容。
至于现代意义上的分权与制衡原则，既是一种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手段，同时又是一种对民
主的制约手段，其目的是使由民众的代表实施的立法过程变得更艰难、从而使之更谨慎、
更能照顾各方利益、更容易受到政治精英的牵制。《中国模式》反复强调“民本主义的民
主要求人民代表‘超党派’”，[119]以此对应于中国自古以来不存在利益集团政治即没
有阶级分化的传统。也就是说，作者认为，西方的竞争性选举制、以及分权与制衡的原则
和制度乃是西方社会阶级分化的特性的结果，因此不适合“中国国情”。[120]但无论作
者关于中西社会特性区别的判断是否正确，[121]一方面任何表面上同质化的社会都不可
能达成利益上的完全一致，即使是在传统中国社会，士农工商的利益就有所不同（因此有
重农抑商的政策）；另一方面任何高度分化的社会也不可能不存在超越派别利益之上的共
同利益，否则社会就面临分裂的威胁（因此即使在西方也不能说不存在“超党派”的利益
，否则就不会有在西方一直盛行的亚里士多德关于一个稳定的社会需要一个强大的中产阶
级的理论）。《中国模式》也指出：“现代社会利益复杂化、多元化，但社会利益依存的
程度也大为增加。在西方，我们明显看到了阶级分际的淡化，阶级斗争列度的降低。”[
122]但这种趋势并没有使西方竞争性选举制的必要性也随之降低。[123]
《中国模式》认为，“在西方，社会认同强权政治。利益集团组成党派，党派代表靠相对
多数票支持获得政治权力，以政治权力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在中国，社会认同民本主义的
中立政治。欲组织‘公正廉明’维护‘百姓’利益的政府，制度答案只可能是文官制，即
由中立的行政机构主导政府。”[124]这里可能存在几个需要澄清的问题。首先，西方“
社会认同强权政治”这个表述可能失于偏颇，当然单纯的民主制存在“多数暴政”的可能
性，也存在着仅仅根据人数多少做出政治决策可能具有的弊端，但是，西方政治传统中也
一直存在着反对强权政治的理念，而“多数暴政”的问题也是西方政治制度与实践中引起
人们长期关注并的确采取过各种方式试图避免的问题。[125]其次，正如《中国模式》指
出的，利益集团政治主要是美国政治的特点，并非西方国家的通则，[126]另外，作者甚
至还以日本为例指出，“因为‘得民心’，日本的政府体制非常稳定，社会也非常稳定”
，[127]这就意味着，竞争性的选举制度、承认利益分化与利益代表的制度未必就导致当
政者利用政治权力谋取仅仅属于本党本派的利益。第三，尽管现代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即
文官制）脱胎于中国传统的科举制，但如上所述，这一制度的创立，其目的就在于防止党
派利益对于公共利益的过分侵蚀，因而是西方国家对党派利益加以制约的一种形式（导致
美国公务员制度建立的直接原因，就是当时政治分肥制——spoil system——的盛行）。
总的来说，尽然西方政治制度存在着各种弊端，但也应该意识到它一直在追求某种平衡。
不能把这种制度“脸谱化”，然后根据它的对立面对中国的制度进行设计与论证。退一步
说，即使中西两种制度分别代表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可能选择，也应该意识到每一种选择都
需要另一种选择来加以平衡而不可执于一端。“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原本是中华传统的
根本逻辑。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政治，都包含智慧者对民众的领导与民众对智慧者的监
督这两个方面。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为前一个方面提供了相当充分的可能性，但在后一方
面则表现得相对薄弱，现在情况也还没有根本改变。与之相对，西方现代的政治体制可能
表现出相反的倾向，两者都有失衡之处，但正可以取长补短。因此，断言“一个继承了中
国政治文明传统和消化了外来政治文明的独特政治模式已初具规模”，[128]恐怕还为时
尚早。

五、结语
潘维教授的《中国模式》与时下类似题目的大量论著相比，一个根本的不同之处，是它的
理论基础，即对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现实细密而深入的理解。这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
论文，因此，无论作者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都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对当下制度的辩护而忽
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模式》体现了一种高度的文化自
觉、以及一种对时代的批判精神，为中国问题的研究标记了一个新的高度。严格地讲，眼
下这篇评论文章并没有提出与《中国模式》相反的立场和观点，其目的只在于把对相关问
题的研究和思考进一步引向深入。
本文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核心观点。第一、对“中国模式”的界定，首先取决于对中国
未来发展道路的认识。必须在思想上澄清，中国在未来追求的仍然是西方现代的物质生活
方式，而“中国模式”仅仅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还是中国模式本身就与西方式的物质
主义不相容。只有在这个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前提下，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才有望在逻
辑上实现彻底的一贯。同时，这个探索本身也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
此，无论如何，“中国模式”尚未定型。
第二、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认识有助于人们对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做出确切的判断。如
果中国追求的是西方式的现代化，那么《中国模式》予以批判的诸多社会现象都可以被理
解为这一追求必然产生的结果，社会的演变背离“中国模式”乃势所必然。[129]相反，
只有确立一种与西方现代的物质主义具有根本区别的社会发展目标，《中国模式》提出的
诸多观点才有可能成立，那些极具建设性的方案才有可能获得实践的基础。
第三、在学术研究中，完全可以对任何制度进行理想型的划分，如人们熟知的韦伯对合法
性基础的划分就是如此。因此，把决策制度划分为“多数决”与“少数（精英）决”、把
官员遴选制度划分为“选举制”与“绩优选拔制”、把权力监督制度划分为“分权制”与
“分工制”并无任何不妥。但是，不能把抽象思考中对制度的两分不加限定地延展到对实
际的政治制度的认识和分析中，也不能把这种理想型的划分等同于中国与西方的两分。任
何一个实际发挥作用的、健全的制度都会包含这个制度所必需的基本要素，虽有所偏重但
仍然会在其内部达成某种平衡。这正如在任何一个实际的权威中，都能找到韦伯所说的三
种合法性因素。在制度问题上，中国与西方的差别并非排中律意义上的差别（即非此即彼
，A或非A ），很多情况下是程度的差别。[130]这样一种立场使人们有可能正确看待中国
传统模式中一些应该改进、而且可以改进的方面，而不至因为它们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结
构”与“观念”而视之为当然；同时，也使人们不致以中国和西方传统与社会的差异为由
拒斥由西方文明体现出来的一些可以被中国借鉴的制度因素。这就涉及到“普世价值”[
131]的问题。其实“普世价值”这种东西，类似于柏拉图哲学中的“相”（理念，idea）
。它由具有该属性的一切存在物所分享，但不可能由其中的任何一个存在物所垄断、任何
一个具体的存在物也不可能穷尽它所属的那一种类的“相”。因此，正如民主不必由西方
独占，民本也无需由中国专有。文明的差异与“普世价值”的存在并不矛盾。这一认识，
乃是社会科学的前提。


-----------------------------------------------------------------------------
---

[①]潘维：《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上中下篇），北京大学
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No. 2009－9、2009－10、2009-11，总第27、28、
29号，以下对该文的引用仅注出篇名与页码。
[②]“在这些学人眼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失败，后三十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
因为‘补课’和‘接轨’，因为扭头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上篇，第6页）
[③]上篇，第20页。
[④]上篇，第4页。
[⑤]上篇，第5页。
[⑥]下篇，第36页。
[⑦]上篇，第6页。
[⑧]上篇，第6页。
[⑨]“连马克思也天才地猜想到阶级斗争理论在非西方世界可能遭遇解释力的困境。他在
自己思想体系的边缘发明了含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引得另一部分中国学人为之
忙活了半生。”（中篇，第24页）
[⑩]当然，把中国与西方的对比建立在基于中华文明的独特结构提出的“社会－政治—经
济”这一分析框架基础之上，在理解其他文明模式时是否会遭遇与马克思类似的“解释力
”的困境，这是《中国模式》没有充分考虑的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
[11]上篇，第6页。
[12]在这一点上，本文与《中国模式》的观点有所不同。后者似乎倾向于认为并不存在所
谓的“普适价值”那样的东西，本文则认为不能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只不过，一种
文明因素，在什么层面上能够被抽象为“普适价值”，却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详
见下文的讨论。
[13]上篇，第24页。
[14]上篇，第26页。
[15]中篇，第28页。
[16]中篇，第31页。
[17]中篇，第44页以下。
[18]下篇，第3页。
[19]下篇，第40－41页。
[20]下篇，第24页。
[21]中篇，第17页。
[22]中篇，第20页。
[23]上篇，第7页。遗憾的是，正如《中国模式》的作者表示的，文章并没有深入阐述中
华“思想模式”的问题。
[24]本文特意使用“西方现代”而非“现代西方”这样的表达方式，试图表明这种文明仅
仅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形式，而不预设“现代文明”的先验性存在。
[25]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是这种观点最具代表性的阐发者
。
[26]下篇，第35页。
[27]上篇，第6页。
[28]当然，考虑到其实这三个“两分”在西方也并不真的成立，在西方学者中也并非普遍
得到认同，所以也许可以更准确地说，中国的成功在于突破了同时存在于中国和西方的关
于这三个“两分”的迷信。
[29]中篇，第27页。
[30]下篇，第40－41页。
[31]上篇，第8页。
[32]上篇，第16页。
[33]北魏孝文帝开始实行均田制，该制度被隋、唐两朝延用，宋朝后不再采用。
[34]上篇，第10页。
[35]下篇，第17、18页。
[36]上篇，第20－21页。
[37]上篇，第14页。
[38]上篇，第11页。
[39]上篇，第26页。
[40]上篇，第27页。
[41]上篇，第14－15页。
[42]上篇，第30页。
[43]上篇，第16页、第30页。
[44]上篇，第10页。
[45]中篇，第1页。
[46]上篇，第29页。
[47]中篇，第2页。
[48]上篇，第18页。
[49]上篇，第18页。
[50]上篇，第18页注4。
[51]上篇，第20页。
[52]虽然中国共产党强调“三个代表”，但原则上已经不再要求共产党员“大公无私”、
“兴无灭私”，而是承认“合理的个人利益”。然而这个合理的个人利益，在西方的对应
物称为“经启蒙的个人利益”（enlightened personal interests），是一个含混不清，
无从界定的东西，以至不少西方人认为，它不过是个人私利的一种美化语。
[53]上篇，第18页。
[54]《中国模式》的作者曾经总结出政权兴衰的一个“三段论规律”，一个基本结论是“
获得政权之后，对暴力和税收的垄断会腐蚀人格和思想，使之退化，以致早晚会失去政权
。”（中篇，第5页）也就是说，因腐败而走向衰亡，是任何政权都无法摆脱的宿命。但
是否就可以不把政治腐败的问题作为事关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而在政治学上予以最大
的关注呢？
[55]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第13页。
[56]下篇，第10页。
[57]下篇，第11页。
[58]下篇，第11页。
[59]下篇，第10页。
[60]下篇，第33页。
[61]下篇，第38页。
[62]下篇，第22页。
[63]西方经济学家对“不增长就死亡”这一逻辑还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即经济增长的前
提是投资的不断扩大，而投资的扩大取决于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期望。如果经济陷入
停滞，则投资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就必然会减小投资的规模，从而导致进一步的经济衰
退。
[64]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
y of Chicago Press, 1950, p. 62.
[65]参见康德：《论永久和平》，何兆武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
5年版，第35页。
[66]同上，第36页。
[67]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
nefit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8.
[68]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并非西方现代
文明的全部。可以说，西方现代文明是一种多重结构的复合，因此虽然其中利益的逻辑占
据着重要位置，但宗教与道德因素仍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从而形成某种利益与道德的
平衡。但是，随着物质主义的进展，这种平衡面临着被打破的威胁。参见唐士其：《美国
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及其影响》，《美国研究》2008年第二期。
[69]作者指出，“中华体制”的三个组成部分“三位一体”，“由三大类十二个支柱组成
。拆毁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大厦都会陷入险境。”（下篇，第40页）
[70]上篇，第8页。
[71]《中国模式》在不同的地方写道：“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指导核心执政集团，核
心执政集团领导绩优选拔制，绩优选拔制支撑特殊的分工制衡制度。抛弃了民本观，后面
三个支柱就会相继垮掉。”（中篇，第56页）“人‘心’坏了，再完美的制度也能被‘绕
’过去。”（中篇，第20页）作者并且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基础是“中国独特的社会结
构和社会意识”（下篇，第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又把“家庭伦理观渗透到组织和
行政管理的逻辑”（下篇，第41页）作为中国“社稷体制”的一个基本要素。可见《中国
模式》对观念问题非同一般的重视程度。
[72]“而今出现的种种弊端，多是因为背离中国政治模式。”（中篇，第20页）这个逻辑
想必可以运用到对社会和经济模式的判断上面。
[73]同上。
[74]上篇，第1、8、14、22、25页，下篇，第36页。
[75]上篇，第10页。
[76]下篇，第51、54页。
[77]中篇，第5页。
[78]中篇，第5页。
[79]中篇，第7页。
[80]与此相联系也相类似，在“竞争”的问题上，作者也有相互矛盾的判断。一方面他承
认：“要‘经济发展’就得竞争。在‘现代化’的结构性压力下，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
，发展是‘硬道理’。”（上篇，第11页）另一方面，他又表示：“普遍的自由不可能源
于‘自由竞争’。竞争下的‘自由’不可能属于全体人民，只能属于竞争胜利的集团。…
…人们早晚会意识到，自由竞争与自由是一对悖论。”（下篇，第33页）这同样表明，作
者追求的“中国模式”的内在价值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
[81]中篇，第56页。
[82]中篇，第15页。
[83]中篇，第16页。
[84]周殿昆：“中国‘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国家消费模式的合理选择”，《消费经
济》2006年第5期，第65页。
[85]Lester Brown, Plan B 3.0: Mobilizing to Save Civilization, New York: W. W
. Norton, 2008, p. 13.
[86]上篇，第6页。
[87]中篇，第6页。
[88]中篇，第21－22页。本文引文出版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2003年修订第三版，第87－88页，与《中国模式》的引文稍有出入。
[89]卢梭：《社会契约论》，第88页注2。
[90]卢梭明确表示：“确切说来，根本就没有单一的政府”，因为“混合的形式则产生适
中的力量。”（卢梭：《社会契约论》，第98、99页）
[91]在古希腊，人们一般把由少数富人统治的政体称为“寡头政体”，但是，考虑到富有
的少数往往有闲暇、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这种政体也可能成为有知识有教养的少
数统治的政体即某种意义上的“贵族政体”。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设计的城邦实行的就
是这种政体。（柏拉图：《法篇》，《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第513页）。
[92]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
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 141.
[93]同时，“多数决”这种简单甚至可以说粗暴的政治决策形式也受到人们的批评，因而
出现了一些替代性的理论与实践，比如所谓的共识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和慎议
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等。
[94]《中国模式》指出：“‘多数决’用于解决危机或僵局非常简便。但没有必要神话这
个产生‘人民代表’的方式，制造思想僵化。”（中篇，第59页）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看
法。
[95]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
页。
[96]同上，第260页。
[97]上篇，第2页。
[98]当然这肯定不是《中国模式》的立场，因为作者曾经明确表示：一项政策的成败，“
端看中国‘百姓’是否答应，端看历史是否选择人民‘革命’”（中篇，第27页）。
[99]上篇，第2页。
[100]卢梭指出：“这要假定公意的一切特征仍然存在于多数之中；假如它在这里面也不
存在的话，那末无论你赞成哪一边，总归是不再有自由可言的。”（卢梭：《社会契约论
》，第137页）
[101]卢梭认为，经过制度上的限定，多数意志就成为公意的体现，即“除掉这些个别意
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同上，35页）
[102]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也并不无条件地认为统治者自然能够代表民心，因此提供了一
种特殊的检验机制，那就是上天的意志：如果风调雨顺，则说明统治者的行动顺应民心，
如果天降异兆，则统治者就当反躬自省。
[103]中篇，第11页。
[104]中篇，第36页。
[105]苏格拉底的名言是：“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可以理解，秉持这样一种精神气质
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对于人类的理性能力并不会有如同宣称“我知故我在”的笛卡尔那样的
自信。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拟展开。
[106]中篇，第12页，并参见第35－36页。
[107]“政体功能最强大的部分来自这个统一的执政集团，最脆弱之处也在这个集团。”
（中篇，第56页）
[108]中篇，第12、13页。
[109]中篇，第14页。作者还指出：“在历史和现实中，执政集团内部成员的‘私利化’
是这个集团分裂失败的原因，也是中国社会陷入分裂混乱的原因。”（中篇，第40－41页
）
[110]“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人性如此，是兴衰的缘由。宇宙尚有寿命，何况‘国
族’？”“谈‘延寿之方’是科学；谈‘跳出’兴衰循环的‘根本途径’是神学。”（中
篇，第42页）
[111]中篇，第15页，并参见第36页，作者指出：“有了明确的民本路线，才有明确的组
织路线。”
[112]中篇，第52页。
[113]中篇，第7页。
[114]中篇，第9页。
[115]中篇，第9页。
[116]当然，过分强调民众的权利有可能造成官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争相向民众“示好
”的结果，这也是西方现代民主制之下的一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又被片面化
了。也就是说，官员的“责任”不仅是对他们面前的选民的责任，还有对国家、对社会、
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就此而言，中国的传统模式与西式民主都有相失衡之处。
[117]中篇，第7页。
[118]中国古代强调“民为邦本”，即所谓的“民本”思想。严格地说，民本强调以民为
本，民主强调多数统治。因此，民本不必由多数统治，民主也不必以民为本。卢梭对“公
意”与“众意”的区分正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但正如卢梭自己也终于发现的，离开了民主
（众意），民本（公意）却也无从谈起。也就是说，没有民主的情况下，“为民做主”多
半只是一种理想。只不过，要让“民主”“以民为本”，需要诸多复杂的条件。虽然《中
国模式》断言“中国古今的民本民主观与西方的民主观并无重要区别。没有任何根据断言
‘民本是为民做主，民主是人民做主’”（中篇，第22页），但作者所引《尚书》中“代
夏作民主”一句，其含义的确是“代替夏朝为民做主”。当然，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多
数人总是被少数人统治而言，中国与西方没有区别，但是否为民众提供某种机会对他们的
统治者进行评判、以及以什么方式进行这种评判，却也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
[119]中篇，第9页。
[120]《中国模式》指出：“人民分成阶级或利益集团，人民代表就应是阶级和利益集团
的代表。人民是整体，人民代表就应是人民整体利益的代表。若人民代表以照看本集团利
益为己任，定期的‘多数决’就是选拔人民代表以及人民代表制定决策的基本规则。若人
民代表照看的是社会整体利益，那么依照考绩选拔，维持先进的执政集团就是必然的；实
行民主集中制，鼓励民众参与、监督、评选，也是必然的。”（中篇，第23页，并参见第
37页）必需指出，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因为即便人民代表“应是”人民整体利益的代表
，也不能排斥由人民来判断一下他们的利益是否得到了代表的必要性；反过来，即便人民
代表“应是”阶级和利益集团的代表，也不能否认他们就不能代表整体的利益。其实早在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把“是否代表公民的整体利益”作为政体划分的两项标准之一，称
能够满足这项要求的政体为“正宗政体”，而把仅追求统治者利益（无论统治者是多数还
是少数）的政体称为“变态政体”——“政体和政府表示的是同一个意思，后者是城邦的
最高权力机构，由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执掌。正确政体（即一般所谓的正态政体——
引者）必然是，这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以公民共同的利益为施政目标；然而倘若以私
人的利益为目标，无论执政的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人，都是正确政体的蜕变。”（亚里
士多德：《政治学》，载《亚里士多德全集》第IX卷，第86页）
[121]尽管一般而言“多数决”的产生是否必然与阶级分化相联系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
的问题，但认为“古希腊人懂得阶级分际和阶级分析方法，在政治生活中使用‘多数决’
”（中篇，第25页）恐怕是根据不足的。相比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更为激烈而不采用“多
数决”的斯巴达而言，采用“多数决”的雅典的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已经大大缓和。反过
来，雅典的多数决并非阶级斗争的体现、亦非解决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方法，而是公民
权不断普及的结果，而公民权的普及又是雅典海上军事力量的扩展的需要。可参阅修昔底
德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史》。
[122]中篇，第27页。
[123]《中国模式》在其他的地方指出：“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技术进步导致分工
形态变化。服务业兴旺，‘后工业时代’降临，西方社会缓慢地开始了‘去阶级化’的过
程。政党的集团性下降，全民性上升，政党政纲逐渐趋同，区隔模糊化，还不如中国统一
执政集团内部的政策分歧大。于是，投票的集团边界也开始模糊，投票率逐渐下降。这在
西方被称为‘民主合法性危机’。”（中篇，第31－32页）这似乎印证了作者关于“多数
决”与阶级分化相关的理论。但问题是，西方政党之间的政策分歧在甚至不如“中国统一
执政集团的政策分歧大”的情况下仍然采用多数决，而且至少从现在来看想象不出西方社
会会在什么时候中止多数决，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可以不采用“多数决”？再者，西方这
种公民政治参与的下降被诸多有识之士视为“西方民主合法性的危机”，并认为是自由主
义政治理论的危机，表明他们并不认可这种趋势，因而拿它来证明“中国政体的合理性”
似乎也有所不当。
[124]中篇，第11页。
[125]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设计的政治制度就已经通过引入财产因素淡化“人头数”在
政治上的权重；另外最先强调“多数暴政”的可能性的，也是像密尔那样的民主制的有条
件的支持者——但绝不是反对者。
[126]作者指出：“美国的‘院外游说集团’是美国独有的，在其他西方国家也属于‘合
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中篇，第28页）
[127]上篇，第3页。
[128]中篇，第2－3页。
[129]中篇，第20页。
[130]《中国模式》也认为，“……中国古今的民本民主观与西方的民主观并无重要区别
。”（中篇，第22页）
[131]《中国模式》认为，“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解构‘
普世价值’，把一个药方（就‘民主、宪政’俩抽象名词）包医百病的荒唐道破。”（下
篇，第37页）这一观点有其正确的一面，即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包医百病”的药方，但
却也不能因此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比如医者必须治病救人，再比如，无论何种文明
，现在都排斥对人施以酷刑、也都反对把人作为奴隶。这恐怕就是一种“普世价值”。

GFW之父传 & GFW简史
http://fangbinxing.appspot.com/
GFW的前世今生，一部GFW之父方滨兴的发家史
标题的GFW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GFW是局外人起的绰号，它的真实称呼并非如此，但"GFW"也确实如实涵盖了这一在中国一贯隐晦而模糊的概念。时间表- 1998年9月22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研究，决定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金盾工程"建设。- 1999年4月20日，公安部向国家计委送交金盾工程立项报告和金盾工程项目建议书。-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 1999年6月，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成立，局级事业单位。- 1999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法轮功妨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法轮功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 1999-2000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多年的方滨兴调任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副总工程师。- 1999年12月23日，国务院发文成立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任组长。其第一下属机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已经成立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取代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部际协调小组，对"公安部、安全部、保密局、商用密码管理办公室以及信息产业部" 等部门的网络安全管理进行组织协调。- 2000-2002年，方滨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任总工程师、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000年4月20日，公安部成立金盾工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2000年5月，005工程开始实施。- 2000年8月19日，大纪元时报创刊。- 2000年10月，信息产业部组建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 2000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2001年，方滨兴"计算机病毒及其预防技术"获国防科学技术三等奖，排名第一。- 2001年，方滨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信息产业部"在信息产业部重点工程中出突出贡献特等奖先进个人"称号，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民部、人事部等联合授予"先进个人"称号。- 2001年1月19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分中心成立，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508号6楼。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上海分中心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的中央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2001年4月25日，"金盾工程"经国务院批准立项。- 2001年7月，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批准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国家计算机信息内容安全重点实验室，胡铭曾、方滨兴牵头。- 2001年7月24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广州分中心成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建中路2、4号。- 2001年8月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组建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缩写CNCERT/CC。- 2001年8月23日，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重新组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任组长。- 2001年11月2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互联网交换中心成立。提供"互联网交换服务，互联网骨干网华东地区数据交换，数据流量监测与统计，网间通信质量监督，交换中心设备维护与运行，网间互联费用计算，网间互联争议协调"，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508号。- 2001年11月2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广州互联网交换中心成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建中路204号。- 2001年12月，在北京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综合楼开始兴建。- 2001年12月17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湖北分中心成立。- 2002年，方滨兴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信息安全首席科学家。2002-2006年，方滨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任主任、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升迁后任其名誉主任。- 2002年1月25日，报道称："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互联网交换中心日前开通并投入试运行，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吉通等 4家国家级互联单位首批接入。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接入正在进行之中，近期可望成为第五家接入单位。"- 2002年2月1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新疆分中心成立。- 2002年2月25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贵州分中心成立。- 2002年3月20日，多个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省级分中心同时成立。- 2002年9月3日，Google.com被封锁，主要手段为DNS劫持。- 2002年9月12日，Google.com封锁解除，之后网页快照等功能被封锁，手段为TCP会话阻断。- 2002年11月，经费6600万的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大范围宽带网络动态阻断系统"（大范围宽带网络动态处置系统）项目获国防科学技术二等奖。云晓春排名第一，方滨兴排名第二。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内容安全重点实验室李斌、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网络技术研究所、清华大学网格计算研究部杨广文有参与。- 2003-2007年，方滨兴任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 2003年1月31日，经费4.9亿的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系统"（005工程）获200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方滨兴排名第一，胡铭曾排名第二，清华大学排名第三，哈尔滨工业大学排名第四，云晓春排名第四，北京大学排名第五，郑纬民排名第七，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参与。- 2003年2月，在北京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综合楼工程竣工。- 2003年7月，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更名为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2003年9月2日，全国"金盾工程"会议在北京召开，"金盾工程"全面启动。- 2004年，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大规模网络特定信息获取系统"，经费7000万，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5年，方滨兴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兼职教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年，方滨兴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5年，"该系统"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建立了互相镜像的4套主系统，之间用万兆网互联。每套系统由8CPU的多节点集群构成，操作系统是红旗Linux，数据库用的是OracleRAC。2005年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北京）就已经建立了一套384*16节点的集群用于网络内容过滤（005工程）和短信过滤（016工程）。该系统在广州、上海都有镜像，互相以十万兆网链接，可以协同工作，也可以独立接管工作。- 2006年11月16日，"金盾工程"一期在北京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其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设计，处理中国公安管理的业务，涉外饭店管理，出入境管理，治安管理等的工程"。- 2007年4月6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分中心机房楼奠基，位于康桥镇杨高南路5788号，投资9047万元，"……是国家发改委批准实施的国家级重大项目，目前全国只有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分中心，它是全国互联网信息海关，对保障国家信息安全担负着重要作用。"- 2007年7月17日，大量使用中国国内邮件服务商的用户与国外通信出现了退信、丢信等普遍现象。- 2007年12月，方滨兴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 2008年1月18日，信息产业部决定免去方滨兴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名誉主任、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职务，"另有职用"。- 2008年2月29日，方滨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安徽省代表。- 2009年8月10日，方滨兴在"第一届中国互联网治理与法律论坛"上大力鼓吹网络实名制。机构关系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安管中心）是原信产部现工信部的直属部门。安管中心与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与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CNCERT/CC，互联网应急中心）是一个机构几块牌子的关系。比如方滨兴简历中"1999-2000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任副总工"与"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的成立时间两种说法就有着微妙的矛盾。实际上几个机构的人员基本一致。安管中心下属互联网交换中心与国家互联网络交换中心是不同的机构。各安管中心省级分中心一般挂靠当地的通信管理局。安管中心的主要科研力量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定会兴盛"方滨兴当博导有一批学生的哈工大以及关系良好的中科院计算所，这两个机构是那三个国家信息 安全重大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后还在不断吸引人才并为安管中心输送人才和技术。在方滨兴空降北邮之后，往安管中心输血的成分中哈工大的逐渐减少，北邮的逐渐增多。CNCERT/CC的国内"合作伙伴"有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北京光芒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互联网用户反垃圾邮件中心，是个没有实权的空壳；国家反计算机入侵及防病毒研究中心、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是公安部、科技部麾下；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是国新办势力范围；国家计算机网络入侵防范中心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机构，同样直接支撑CNCERT/CC。CNCERT/CC的应急支撑单位中民营企业最初领跑者是绿盟，后来绿盟因其台谍案被罢黜，启明星辰取而代之。而安管中心具有一些资质认证、准入审 批的行政权力，这可能是民间安全企业趋之若骛的原因。不过，民营企业并未参与到国家信息安全的核心项目建设中，安管中心许多外围项目交给民企外企做，比如 像隔离器之类的访问限制设备外包给启明星辰以作为辅助、备用，或者在与他们在网络安全监测上有所交流。GFW与金盾没有关系敏锐的读者从时间表应该已经看出这样的感觉了。实际上，GFW与金盾就是没有关系，两者泾渭分明，有很多区别。公安系统搞网络监控的是公安部十一局GFW是“国家信息关防工程”的一个子工程,直接上级是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和信息产业部是政治局亲自抓的国防工程.这个工程主要监测发现有害网站和信息,IP地址定位,网上对抗信息的上报,跟踪有害短信息和及时进行封堵。 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吴邦国等多次视察该工程“国家信息关防工程”包括 “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工程代号为005。还有国家信息安全016工程等等GFW主要是舆情 情报系统的工具，而金盾主要是公安系统的工具。GFW的总支持者是负责宣传工作的李长春，和张春江 江绵恒 最初的主要需求来自政治局 政法委 安全部 610办 ；而金盾的总支持者是公安系统的高层人士，主要需求来自公安部门。GFW主外，作网络海关用；而金盾主内，作侦查取证用。GFW建设时间短，花费少，成效好；而金盾 建设时间长，花费巨大（GFW的十倍以上），成效不显著。GFW依附于三个国家级国际出入口骨干网交换中心从CRS GSR流量分光镜像到自己的交换中心搞入侵检测，再扩散到一些放在ISP那里的路由封IP，位置集中，设备数量少；而金盾则是公安内部信息网络，无处不在，数量巨大。GFW的科研实力雄厚，国内研 究信息安全的顶尖人才和实验室有不少在为其服务，比如哈工大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中科院计算所 软件所 高能所 国防科大总参三部 安全部9局 北邮 西电 、 上海交大 北方交大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 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 信产部中电30所 总参56所等等；另外几乎所有985 211高校都参与此工程 一些公司商业机构也参与某些外围工程项目如 Websense packeteer BlueCoat 华为 北大方正 港湾 启明星辰 神州数码也提供了一些辅助设备 中搜 奇虎 北京大正 雅虎等等参与了搜索引擎安全管理系统 在某些省市级的网络机房里，接入监控的部门就五花八门了，有安全、公安、纪检、部队，等等部署的设备也是五花八门 正规军 杂牌军 洋外援各自为战而金盾的科研实力较弱，公安系统的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信息网络安全研发中心、国家反计算机入侵与防病毒研究中心都缺乏科研力量和科研成果，2008年8月成立信息网络安全公安部重点实验室想 与哈工大的重点实验室抗衡，还特意邀请方滨兴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不过这个实验室光是电子数据取证的研究方向就没什么前景，而且也没什么研究成果。GFW之父方滨兴没有参与金盾工程，而工程院里在支持金盾工程的是沈昌祥；实际上那个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名单很是有趣，沈昌祥自然排第一，方滨兴因为最近声名太显赫也不好意思不邀请他，方滨兴可能也有屈尊与公安系统打好关系的用意。GFW发展和状况GFW主要使用的硬件来自曙光和华为，没有思科、Juniper，软件大部为自主开发。原因很简单，对国家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方滨兴在他最近的 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一直强调"信息安全应该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何况GFW属于保密的国防工程而且GFW没有闲钱去养洋老爷，肥水不流外人田。李国杰是 工程院信息工程部主任、曙光公司董事长、中科院计算所所长，GFW的大量服务器设备订单都给了曙光。方滨兴还将安管中心所需的大型机大订单给李国杰、国防 科大卢锡城、总参56所陈左宁三位院士所在单位各一份。所以GFW为什么那么多曙光的设备，GFW为什么那么多中科院计算所的科研力量，为什么方滨兴成为 中科院计算所和国防科大都有显赫的兼职，为什么方滨兴从老家哈尔滨出来打拼短短7年时间就入选工程院卢浮宫？就是因为方滨兴头脑灵活，做事皆大欢喜。网上有人讽刺GFW夜郎自大，事实上这是盲目乐观，无知者无畏。GFW的技术是世界顶尖的，GFW集中了哈工大、中科院、北邮货真价实的顶尖人才， 科研力量也是实打实地雄厚，什么动态SSL Freenet VPN SSH TOR GNUnet JAP I2P Psiphon 什么Feed Over Email 算什么葱。所有的翻墙方法，只要有人想得到，GFW都有研究并且有反制措施的实验室方案储备。比如说：串接式封堵 采用中间人攻击手段来替换加密通信双方所用的没有经过可信赖CA签名保护的数字证书网关/代理间的证书协调，在出口网关上进行解密检测也就是所谓深度内容检测 七层过滤 HTTPS 是需要认证的。客户端访问服务器时，服务器端提供CA证书，但有些实现也可以不提供CA证书那么对于不提供CA证书的服务器，防火墙处理很简单，一律屏蔽掉另外检测默认的CA发证机构，如果证书不是这些机构（Verisign、Thawte Geotrust）发的，杀无赦就是在客户端与服务器端进行https握手的阶段，过滤掉一切无CA证书或使用不合法CA证书的https请求。这一步是广谱过滤，与服务器的IP地址无关。GFW主要是入侵防御系统，检测-攻击两相模型。 所有传输层明文的翻墙方案，检测然后立即进行攻击是很容易的事情；即使传输层用TLS之类的加密无法实时检测，那种方案面向最终用户肯定是透明的，谁也不 能阻止GFW也作为最终用户来静态分析其网络层可检测特征。入侵检测然后TCP会话重置攻击算是干净利落的手段了，最不济也能通过人工的方式来查出翻墙方 法的网络层特征（仅仅目标IP地址就已经足够）然后进行定点清除。如果是一两个国家的敌人，GFW也能找到集群来算密钥。GFW是难得能有中央财政喂奶的 科研项目。那些在哈工大地下室、中科院破楼里的穷研究生即使没有钱也能搞出东西来，现在中央财政喂奶，更是干劲十足了。GFW什么都行，就是P2P没办 法，因为匿名性太好了，既不能实时检测出来，也无法通过静态分析找到固定的、或者变化而可跟踪的网络层特征。就这样也能建两个陷阱节点搞点小破坏，而且中科院的242项目"P2P协议分析与测量"一直都没停。什么时候国外开学术会议还是Defcon谁谁发一篇讲Tor安全性的 paper，立即拿回来研究一 番实现一下，已然紧跟学术技术最前沿了。不过实际上，即使GFW这样一个中国最顶尖的技术项目也摆脱不了山寨的本性，就是做一个东西出来很容易，但是要把东西做细致就不行了。不过可能有人就疑问，为什么GFW什么都能封但又不真的封呢？我的这个翻墙方法一直还是好好的嘛。其实GFW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GFW从性质上讲 是纯粹的科研技术部门，对政治势力来说是一个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工具。GFW内部有很严格权限管理，技术与政治封装隔离得非常彻底。封什么还是解封什 么，都是完全由上峰决定，党指挥枪，授权专门人员操作关键词列表，与技术实现者隔离得很彻底，互相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一些莫名其妙的封禁比如 封freebsd.org封freepascal.org（可能都联想到freetibet.org），或者把跟轮子的 GPass八杆子打不着的"package.debian.org/zh-cn/lenny/gpass" 列为关键词，都是那些摆弄着IE6的官僚们的颐指气使，技术人员要是知道了都得气死。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讲一个 立足国情的原则，说："主要是强调综合平衡安全成本与风险，如果风险不大就没有必要花太大的安全成本来做。在这里面需要强调一点就是确保重点的，如等级保护就是根据信息系统的重要性来定级，从而施加适当强度的保护。"所以对于小众的翻墙方式，GFW按照它的职能发现了也就只能过一下目心里有个底，上峰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么一种方式所以也根本不会去封、GFW自己也没权限封，或者知道了也懒得再花钱花精力去布置。枪打出头鸟，什么时候都是这样。目前的状况是对于敏感数据能通过封锁基本上就是安全的，否则就被过滤掉了，对于庞大的网络数据用人来分析是不可能的，敏感数据只能基于过滤技术根据数据流里面的一些特征来发现，目前的解密技术对于庞大数据流量和加密技术想使用解密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要加密数据流没有可识别的特征，过滤技术就不会有任何记录和反映，因此过滤技术是无法真正实现网络封锁的，因此必需加入新的参数，它们选择了量，即保存你的一段时间的数据。现在的破网方法用的比较多得是动态网，无界，花园，等等，由于接点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和可知的，因此保存一段时间的数据就有了意义，由于使用破网软件的人很多，不可能人人都抓，可以根据量来区分出重点，和经常使用破网软件的人，当然你可已通过代理来连接这些可知接点来解决这个问题，破网软件也提供了这样的方法，但是通过代理联接可知的接点的请求还是可能被截获的方滨兴一个人把GFW崛起过程中的政治势能全部转化为他的动能之后就把GFW扔掉了。现在 GFW是平稳期，完全是清水衙门，既没有什么后台，也无法 再有什么政治、资金上的利益可以攫取，也无法再搞什么新的大型项目，连IPv6对GFW来说都成了一件麻烦事情。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 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感慨道："比如说Web 2.0概念出现后，甚至包括病毒等等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扩散，再比如说IPv6出来之后，入侵检测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协议都看不懂还检测什么……"GFW 一直就没有地位，一直就是一个没人管的萝莉，国新办、网监、广电、版权、通管局之类的怪蜀黍都压在上面要做这做那。所以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 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首先强调一个机制，"需要宏观层面，包括主管部门予以支持。"所以，想解封网站，不要去找GFW本体，那没用，要去找GFW 的上峰，随便哪个都行。而ISP就根本跟GFW没关系了，都不知道GFW具体搞些什么，起诉ISP完全属于没找到脉门。不过GFW现在还是运行得很好，工作能力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唯一害怕的就是DDoS死撞墙。GFW的规模在前面的时间表里也有数字可以估计，而且 GFW现在的网站封禁列表也有几十万条之多。网络监控和对MSN YMSG ICQ等IM 短信监控也都尽善尽美。GFW在数据挖掘和协议分析上做的还比较成功多媒体数据如音频 视频 图形图像的智能识别分析 自然语言语义判断识别模式匹配 p2p VoIP IM 流媒体 加密内容识别过滤 串接式封堵 等等是将来的重点不过GFW也没有像机器学习之类的自组织反馈机制来自动生成关键词，因为它 本身没有修改关键词的权限，所以这种技术也没必要，况且国内这种技术也是概念吹得多论文发得多实践不成熟。现在GFW和金盾最想要的就是能够从万草从中揪 出一小撮毒草的数据挖掘之类的人工智能技术。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提到"舆情驾驭核心能力"，"首先要能够发现和 获取，然后要有分析和引导的能力"。怎么发现？就靠中科院在研的973课题"文本识别及信息过滤"和863重点项目"大规模网络安全事件监控"这种项目。 金盾工程花大钱搞出来，好评反而不如GFW，十一局的干警们脸上无光无法跟老一辈交代啊。公安系统的技术力量跟GFW没法比，不过公安系统有的是钱，先游 山玩水吃喝一通，然后把剩下的税金像冲厕所一样随便买个几十万个摄像头几万台刀片几十PB硬盘接到省市级网络中心，把什么东西都记录下来。问题是记下来不能用，只能靠公安干警一页一页地翻Excel。所以说，虽然看起来GFW千疮百孔，金盾深不可测，只是因为公安部门比起GFW来比较有攻击性，看到毒草不是给你一个RST而是给你一张拘留证。反而是GFW大多数时候都把毒草给挡住了，而大多数毒草金盾都是没发现的。国家信息安全话语范式在轮子闹事被取缔之后，轮子组织仍然在从四面八方进行各种手段的宣传，而且逐渐依靠上了各种境外背景。境内的宣传活动很快就被公安和国安清理掉了， 然而从境外网上而来的大量网络宣传让从未有过网络化经验的中央无所适从、毫无办法、十分着急。这些东西对中央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安全威胁，为这些威胁又发生在网上，自然国家网络安全就被提上了首要议程。适逢信息化大潮，电子政务概念兴起，中央下决心好好应对信息化的问题，于是就成立了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 组。我们可以看到，首批组成名单中，安全部门和宣传部门占了大多数席位，而且其第一下属机构就是处理安全问题，第二下属才是处理信息化改革，安全需求之强 烈，可见一斑。正是这个时候，一贯对信息安全充满独到见解的方滨兴被信产部的张春江调入了安管中心练级。方滨兴对信息安全的见解与高层对网络安全的需求不谋而合。 一个方滨兴见解的集大成概括，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说："一定要有一个信息安全法，有了这个核心法你才能做一系列的工作。"国家信息安全体系的首要核心就是以信息安全为纲的法律保障体系，通过国家意志――法律来定义何谓"信息安全"。信息安全本来是纯技术、完全中性 的词语，通过国家意志的定义，将"煽动…煽动…煽动…煽动…捏造…宣扬…侮辱…损害…其他…"定义为所谓的网络攻击、网络垃圾、网络有害信息、网络安全威 胁，却在实现层面完全技术性、中立性地看待安全，丝毫不考虑现实政治问题。这样既在技术上实现完备的封装，也给了用户以高可扩展性的安全事件定义界面。对国家安全与技术安全实现充满隐喻的捆绑，对意识形态与信息科学进行牢不可破的焊接，这就是方滨兴带给高层的开拓性思维，这就是方滨兴提出的国家信息安全话语范式。这个话语范式是如此自然、封装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网络化发展出现了怎样严重的问题。几乎所有网民都没有意识到，给他们带来巨大麻烦和沮丧的GFW竟然是本来应该为网民打黑除恶的国家互联网应急响应中心；几乎所有网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网上某处的一亩三分地修剪花草对于国家来说竟然是网络安全攻击事件；几乎所有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到，那个看似立竿见影的防火墙实际上具有怎样强大的副作用、会给互联网发展带来怎样大的伤害；几乎所有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到，使用GFW这样专业的安全工具来进行网络封锁意味着什么。意识形态面对网络化这样变幻莫测的景色无法忍受，就只能用眼罩封闭住眼睛。在讨论网络化的中文理论文本中，摆到首要位置占据最多篇幅的便是网络安全和网络威胁。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第一下属机构便是处理安全问题。这样，在网络本身都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就在理论上对网络进行种种限制和控制；在网络仍然自发地成长起来以后，便在文化上对网络进行系统性妖魔化，在地理上 对网络中国进行闭关锁国。更严重的是，在根本不了解技术本质和副作用的情况下使用国家信息安全工具，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孩把玩枪械。在维护安全的话语之 下，决策者根本不知道使用GFW进行网络封锁就是在自己的网络国土上使用军队进行镇压，切断网线就是在自己的网络国土上种蘑菇。更悲哀的是，GFW的建设者们大多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的究竟是什么事情，在签订保密协议之后就无意识中投身党国事业滚滚长江东逝水。像云晓春这种 跟着方滨兴出来打江山的，方滨兴倒是高飞了，云晓春们就只能鞠躬尽瘁干死技术，在安管中心反而被王秀军、黄澄清之辈后来居上。而当初在哈工大跟着方滨兴的穷研究生们，最后也陆陆续续去了百度之类的公司。 GFW面临与曼哈顿工程一样的伦理困局。科学本是中立的，但科学家却被政治摆弄。技术工作者们只关心也只被允许关心如何实现安全，并不能关心安全的定义到底如何。他们缺乏学术伦理精神，不能实践"对自己工作的一切可能后果进行检验和评估；一旦发现弊端或危险，应改变甚至中断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能独自做出抉择，应暂缓或中止相关研究，及时向社会报警"的准则。结果就算他们辛辛苦苦做研究却也不能造福民生，反 而被扣上"扼杀中国人权""纳粹帮凶"的帽子，不可谓不是历史的悲哀。这种话语范式浸透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种话语之下，中国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防火墙，但中国的网络建设却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有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网瘾治疗产业链，但中国的网络产业却只会山寨技；中国有了世界上最多的网民，但在互联网上却听不见中国的声音。GFW已经实现了人们的自我审查，让人们即使重获自由也无法飞翔，完成了其根本目的。现在即使对GFW的DDoS的技术已经成熟，然而推倒墙却也变得没有意义，只能让公安系统的金盾得势，更 多的网民被捕，最终新墙竖起。这一切都出自意识形态化现代性与网络化后现代性之间巨大断裂，以及"国家信息安全话语"这种致命的讳疾忌医。结语一部GFW简史同时也是中国网络化简史。网络化既是技术变革，也是文化变革。网络文化这种"有害成份"无法分而治之，因为网络化的技术变革与文化变 革是一体的；后现代的网络文化也无法与现代的意识形态文化进行同化，因为两者分属不同的范式。网络的确是意识形态完全的敌人，因为网络多元化文化要求取消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但意识形态不是网络的敌人，事实上网络没有敌人，因为网络只有解构对象。因此对于执政者来说，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与网络化发展趋势两者只能选择其一。实际情况是，执政者选择了前者，而把大刀挥向了Web 2.0。于是网络用它一贯调侃的风格模仿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了如下讽刺："我们对你陈旧的政权概念和意识形态烂腌菜毫不感兴趣。你无法理解在人类网络化的历史潮流之前宏大叙事为何而消解，你也无法理解国家和民族概念为何将分崩离析，你无法改变你对互联网的无知。你的政权无法成为我们真正的敌人。"其实， 《2009匿名网民宣言》只是过早的预言，cyberpunk式的谜语。然而，无论中国的互联网受到了怎样的限制和压迫，即便中国网民的眼界已经被成功禁锢，中国的网络还是以它自己的方式适应种种压力顽强地发展。无论有多么强大的GFW或者金盾，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网络仍然在以意识形态完全不能理解的方式走向后现代蓝海，自成为无限空间之王。

湛江170亩土地被征收贱卖 379户农民状告市政府(今早朋友告知爸爸，伯母他们都被抓，黑帮还到我们村打人，一些老人被打到吐血

今早朋友告诉我，其爸爸，伯母都被抓起来了 黑帮还到村子上打人，一些老人被打到吐血 他的爸爸要被关押十天，其他人关二十天。请大家想办法帮帮他们？下面是老新闻了~http://bbs.gdzjdaily.com.cn/fram ... read-32887-1-1.html湛江170亩土地被征收贱卖 379户农民状告市政府时间：2010-02-09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侯 裕 郭睿昕 　　
10亿元土地被贱卖 379户农民状告湛江市政府　　□侯 裕 郭睿昕　　
村民土地被“征收”　　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平乐上村的170亩集体土地，价值10亿元，却被卖了2.25亿元。村民不知道自己的土地卖给了谁，呈现在村民眼前的，只是一张荒唐的现金收据，上面标注2.25亿元。　　村民们很明白，这是村委会做了一张假收据来蒙蔽大家的。　　平乐上村位于湛江市海湾大桥附近，一直被湛江多家房地产开发商争斗。村里一块170亩的集体土地，靠近湛江海湾大桥，位于大海边1公里，这块地价值10亿元，早已被房地产开发商垂涎。　　2004年12月3日，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国土建设局与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乐华街道办事处平乐上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征地协议书，协议征收平乐上村位于开发区海湾大桥附近的170亩土地。　　协议约定，170亩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土地征收价格以挂牌出让价格为准，在扣除有关费用后，剩余部分作为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补助及青苗、附着物费用交给平乐上村村民委员会，作为开发预留用地发展经济的资金。协议书中，土地征收补偿费用不是用于赔偿村民，卖地款多少与村民无关。　　村委会代村民“同意征地”　　早在2004年9月1日，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国土建设局与湛江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就向平乐上村村民委员会发布170亩征地听证告知书，告知书称：我局拟征用你村……170亩土地，有关征地补偿方案经与你村协商后已经依法拟定，根据《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你村对上述土地的征地补偿标准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根据《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你村应在接到本告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向湛江市规划国土资源局申请听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　　听证书送达回证记录显示，听证告知书于9月2日送达平乐上村村民委员会办公室，接收签名是9月13日。更奇怪的是，9月8日平乐上村村民委员会向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国土建设局书面发函，函件标题为《关于不需要举行听证的答复》，函件称：你局湛开国土听告字[2004]1号的听证告知书已收，经研究，我村同意湛江市征地方案，不需要举行听证。函件盖村委会公章。　　而当时，村民对此一无所知。　　2005年5月18日，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平乐上村170亩土地补偿方案的公告，以“湛府通[2005]5号”文件向社会公开发布。　　2006年1月16日，平乐上村向开发区管委会、开发区规划国土建设局书面报告，要求将平乐上村170亩土地挂牌出让，并称，村委会多次召开村民小组长会议，一致同意开发，已有986位村民签字同意。　　而事实，并非如此。　　2006年2月10日，湛江市土地交易中心在湛江日报发布公告，转让平乐上村170亩土地，遭到了绝大多数村民的强烈反对。　　在村民不停上访的情况下，2月14日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发函，暂停平乐上村170亩土地挂牌出让。　　2007年9月22日，平乐上村村委会向开发区管委会提出，挂牌出让之前流产的170亩土地，并附有49位村民代表签名，在落款上不仅盖有村委会公章，还再次盖有湛江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公章。　　村民真的同意征地了吗？知情村民告诉记者，这些签名是3万元一个买来的。村干部派人游说村民，同意卖地，立即签字马上可得3万元现金，只要一个签名就能得到3万元。一些村民代表在签字得到3万元现金后，面对村民追问说出了签名的原委：“我们不签字，土地还不是照样被卖掉，谁叫咱们土地被有权势的看上，谁叫咱们是无权势的农民。还不如签名了，还能拿3万。”　　2008年1月18日，平乐上村170亩土地再次被湛江市土地交易中心在湛江日报上刊登挂牌出让公告。村民不停上访，要求停止挂牌出让。1月31日湛江市国土资源局书面答复村民：1月28日开发区管委会书面向湛江市国土资源局要求平乐上村170亩土地交易继续按照规定执行挂牌出让，为此我局不予停止挂牌活动，若有异议请将有关情况向开发区管委会反映。　　379户村民起诉湛江市政府　　土地挂牌出让无法暂停，村民开始质疑170亩村民集体用地到底卖了多少钱以及卖地款去向，同时向法院起诉湛江市人民政府。　　在村民的监督下，平乐上村村委会于2009年8月4日，开出一张编号为0000414现金收入单据，单据上收款人为平乐上村村委会，在收款人旁边写着借款人，并盖有平乐上村村委会财务专用章，事由是村里土地出让金，金额是2.25亿元。这个现金收入单据上，一边是收款的村委会，一边是借款的村财务。　　一位黄姓村民告诉记者，经过村民向街道办事处财务系统查询平乐村2004年至2009年8月4日财务记录，根本没有这笔2.25亿元进账记录。　　2009年6月27日，平乐上村379户村民因不服170亩村集体土地被“白白送人”，向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湛江市人民政府，要求法院依法撤销平乐上村170亩土地交易，将土地所有权还给村集体。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7月3日发出《行政裁定书》，指定该案由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审理。　　9月7日，霞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平乐上村379户村民的起诉，理由是379户村民没有向法院提交身份证明，仅仅提交379户中的376户居民身份证号码和手指印模的复印件不符合起诉条件。　　9月11日，村民向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11月18日，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霞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案件发回霞山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平乐上村村民称，湛江很多官员都是因涉及土地腐败出事，平乐上村170亩土地其实就是一起特大盗卖土地窝案，涉案资金巨大。　　据知情人透露，湛江市广和实业公司与其幕后老板是170亩土地的主人，价值10亿元的村民集体土地就是被低价卖掉了。

小人物的北大

五四，是北大的官方校庆日。以往的纪念活动我一直是局外人。不是说我对这个日子没有感觉，只是当“民主科学”只能“顶个球”的时候，纪念便有了祭奠的意味。不过这并不妨碍官方每年照常的纪念活动。反正你庆祝你的五四，我打我的酱油。北大里面小人物如你我，早已被现实压弯了腰，自然不会多嘴。我们只会躲在角落里默默的观望。与我们一同观望的，还有北大著名NPC黄火根。
昨天的故事也得由他说起。话说北大里面这个小人物，黄火根，其实跟北大没啥关系，只是一个脑子有点问题渴望与人交流的老头，每天挂着横幅守在学一食堂前，宣扬自己是“三个代表”和神舟飞船“一室一厅”的创始者。每次当你走过，只要眼神与他交流，他就会对你憨憨一笑，然后有一句没一句跟你搭话，“同学，吃饱了没有？”对于这样一个NPC，大多数北大人可能是并没有感觉的，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存在。但是，正是这样一个默默的黄火根，撑过了诸多检查、视察、整改。在07的那场教学评估中，三角地都不能幸免，黄火根还是坚持了下来。
可是昨天，黄火根没能坚持下来。首相到访，国安部门倾巢而出，将其就餐的学一食堂附近包围得严严实实。光我们宿舍楼前警车就停了三辆。这么个重要的日子、敏感的日子，当然不能出现如黄火根般不和谐的音符。于是，安保的人（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国安？特警？）一见到黄火根，马上呵斥他离开。黄火根支支吾吾地表示抗议，他们便开始粗暴起来，其中一个带头模样的人一路撕扯将其从学一门口拖到了南边的那条路上，厉声呵斥其将挂在身上的条幅摘下来。黄火根无奈，只能照做。可是他又不甘心，希望能够重新回到人群中去。于是，那个带头的加上另外几个人将他包围起来，连吓带骂，不时带有推搡。此时的黄火根，正如众多故事场景中的小人物那般，无助且无力。那边，看热闹的人群开始越聚越多；这边，没有人注意到还有个黄火根在被人围攻。或许见到了，也装作见不到。
这时，一个学生模样的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停了下来，似乎想帮黄火根解围，“你们别跟他一般计较，他是我们北大的……”话还没说完，那个带头的人显然没有被人阻止过，更何况是区区一个学生。那人暴怒了，指着那个学生模样的人的鼻子吼道：“你是谁？给我下来！小心我扣你证件”（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欢迎知道真相的同学补充准确表述）很明显，这里的潜台词是：你是哪根葱？少管闲事。于是精彩的一幕出现了。这位路见不平的同学不等他说完，脚一蹬，车子又重新跑了起来，然后回头给了一个得意的微笑。这位大爷惯了的人显然没有料到有人会这么无视他的权威，指着他的背影吼道“给我拦下！”见状，几个安保的人准备去拦车。正当我觉得又一个杯具就要上演的时候，只见这位哥们非常灵巧的一个过人，顺利绕过了要拦他的人，骑走了。1分钟之后，他从另一个方向绕了回来，又一次以挑衅的姿态骑过这些想要拦他的人。其中一位安保大妈气炸了，撑着腰，姿势犹如准备骂街的悍妇，“拦下他！”她气急败坏地叫喊着、指挥着。很幸运，这位哥们又一次躲过了众人的“追捕”。就这样绕了3、4圈之后，他趁那位大妈不注意，从她身后拍了拍她的肩膀，撂下一句“你抓不到我！”，然后一溜烟骑走了，留下了一群在原地目瞪口呆的安保，还有那个躲在宿舍阳台上默默观察却忍不住笑痛了肚子的我。
笑过之后，我开始由衷地感到自豪，为自己身为一个北大人而自豪。我们先不去追究这位哥们的动机是什么，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只是这样的胆识，已经足够让我钦佩。小人物如你我，活在当下，只能观察继而沉默。在大家都在围观相爷的时候，他关注的却是另外一个人有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当少数人看到黄火根被人围攻而选择沉默的时候，他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当他的声音被粗暴地打压的时候，他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抗议。犹如黄火根，被人撵走，却一直固执地守在35楼附近，没有走远。
于是我想，这就是北大，小人物的北大。没有哈佛耶鲁贵族般的气质，却是与近代中国命运紧密相连的一所学校；正是众多北大的小人物们，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或光彩或不光彩但都极其重要的一页。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北大精神是否丧失的问题，我只想说，只要北大还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仍然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仍然相信公平正义，仍然敢于说“不”，那么北大就还是那个北大。
有同学写过，“当兼容并包的北大容不下一个黄火根的时候……”记得我读到这里时，觉得特别的悲哀。于是在母校112年校庆的时候，在我即将毕业滚蛋的时候，容我矫情一回。我由衷地希望，小人物的北大和北大里的小人物们，能够好好走下去。

一个菜鸟对翻墙的一点感悟和意见

最初接触翻墙大概是在三年前，那是百度贴吧繁盛的日子（那个山寨版的初级WEB2.0倒成为了我摆脱传统认知方法的“导师”，而那也是网络改变我生活的起点。所以我以为国内的山寨并非一无是处），通过对那个伪WEB2.0的访问，我深深卷入到了网络上的争论，并由此结识了一大批在现实世界中很难认识到的朋友，那个时候，墙还不高，翻墙软件是那么唾手可得，翻墙的方法是如此简单易学，以至于我回到学校后，竟然只要用百度下个自由门之类的软件，以傻瓜的方式点开则可轻松翻越!现在，每个网络上的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网络环境是变得多么的严酷，人们讲真话变得越来越困难，墙在不断的砌高！而能改变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大力普及翻墙技术！（不要指望某政权会自废武功）从大处说，如果翻墙技术得不到普及，整个民族的前途就很可忧虑，因为信息的自由流通正是技术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从小处说，中国正在形成中的公民社会很可能会被因此扼杀！（在此，我不赘言历史和政治学的知识了）从个人来说，你愿意成为未来信息时代的二等公民吗？下面就是我这么些年来作为菜鸟对于翻墙技术普及的一点建议：
一、界面要简单，傻瓜式的界面是最好不过，千万不要有各种各样的夹私（那很烦人，比如某个政治组织所做的）用网页的形式翻墙是最好不过的。赛风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虽然现在被封了。人们有心却没有力去学习繁杂的翻墙技术，如果你界面还很复杂，那么人们就彻底丧失了耐性了。
二、形式要多样，要针对不同的网络环境。现今我所见到翻墙技术（尤其是傻瓜型软件）绝大部分是针对的是家用型，而校园网呢？网吧呢？无线环境呢？你要知道，只有适用于绝大多数环境的技术才有可能得到普及，成为常识。推特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一百多个中文介入方法，你想封也封不住。如果能做到有网的地方就可以翻墙，那么GFW基本就以失败告终。
三、加强引导菜鸟型的新手升级和高手之间的协调工作。一个木桶的最低的那块木头才决定桶的容量！如果没有新手的成长，翻墙技术恐怕永远也跟不上GFW和谐的速度，而我们只能穷于应付。
拉拉杂杂谈了这么些，都是作为菜鸟的一点肤浅感受和意见。我相信翻墙技术虽然面对的是GFW这头巨兽（维稳费用竟然超过军费！)可是胜利最终还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民心在我们这边！